15年前旧文，有些内容似仍未过时，重发以供读者参考。——资中筠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议论从“中国垮台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林林总总。如果冷静地对待各种“好话”、“坏话”，尽管有的片面、偏颇，甚至出自偏见，其依据未尝不值得考虑。究其实质，盖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过渡阶段刚好使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第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以来，中国的变化确实为百年所未有，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扩大占领国际市场，以及城市建设变化迅速，令举世瞩目于中国的“崛起”；第二，目前中国实际上又没有强盛到足以令世人承认其强国地位，作为既成事实来对待（例如二战后的苏联就得到了这种承认，即使冷战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第三，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与政治、社会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其含义难以预测，充满变数，最令外界不放心。

 

归根结蒂，一国的国际关系一取决于力量对比，二取决于对外政策。目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多取决于内部的发展。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无论对它满意还是不满意，我们很难去改变它。但是在今天的“地球村”，以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变化自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一支独秀”当然是好事，但是增长与“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发展就要涉及全面的制度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国内大多论著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作比较时只着眼于经济、军事、人均生活指数等，却很少考虑各种“软件”，也就是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软实力”的因素，国民素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但是21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恰恰更多在于“软实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只有物质层面，没有制度和精神层面。正因为如此，“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政治文明”受到国际观察界的特别关注。如果在这方面能迈开哪怕是微小的一步，也许会是2003年有深远影响的新事物。

 

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不可分的，可以说开放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内部的变化与国际有互动关系。试以WTO为例：可以想见，2003年中国既可以收获到“入世”的好处，也将有层出不穷的摩擦和问题。与WTO相关的问题十分复杂，经济界人士和有关专家论之甚详，想必有关方面早已有预见性的应对措施，笔者无意越界置评。这里以此为例，只是从应付外部挑战取决于国内因素这个角度进行论证。

 

关于参加WTO，国内以及海外华人中一直有反对意见，对利弊争论激烈。这一争论虽然已经以正式参加的事实结束，但问题依然存在。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是否有决心和信心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迎接不可阻挡的竞争。过去，笔者从宏观角度坚决主张“入世”，曾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比喻因“入世”而付出的必要牺牲。但这个比喻又不完全恰当，因为断腕不可能再生，而在一国经济建设中，暂时的牺牲可能促成以后的繁荣，或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端看自己如何把握。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问题和考验，却无形中迫使中国人加快从观念到制度和行为习惯各方面的更新：

 

首先是摆脱那种“五千年辉煌，百年屈辱”的精神负担，凡遇国际矛盾动辄从民族矛盾的高度以政治受害者自居的心态。许多贸易摩擦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问题，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对方吹毛求疵，自己采取保护措施是常规。这种斗争将层出不穷，但又大多有章可循。义正词严的抗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一大批对规则钻研很深，又知己知彼，善于“打官司”的专家。这种专家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也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这将加强各行业以及相关人才专业化的速度，同时也可加强务实精神。

 

国际贸易中诉讼不断，不可能都由政府出面。于是原来各种禁区，例如行业组织结社等，可能必须打破。而且也许连带可以克服某种国民“劣根性”——对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缺乏勇气，或指望权势的庇护，或 “三个和尚没水喝”，希望别人先出头，自己搭便车，还有长于内耗而怯于外争等等。当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里面还有复杂的机制问题。不论是观念、行为还是机制的改革可望因此被迫加快步伐。

 

外界的压力的作用最显而易见的是产品质量，特别是农产品真正达到“国际标准”问题。这不仅涉及物质层面，从长远看，有助于改变国民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胡适于半个多世纪前就讽刺过的“差不多先生”作风，转而走向认真、严谨；更进一步是打击泛滥成灾的追求表面和弄虚作假之风，建立当前全社会严重缺失的“诚信”。果真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这种转变，是国民之福。但愿不会发生只以合格的产品应付国际检验，而把不合格的产品“出口转内销”，把损失转嫁给本国老百姓的做法。

 

毋庸说，还有推动法制健全的作用。外人要求“透明度”，要求“国民待遇”，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等等，本也是我国改革的题中之义，但实践中困难重重。当然不能指望“入世”能解决弥漫性的腐化问题，但是在权力被迫退出市场的过程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市场更加规范，减少某种结构性腐化的机会。再者，在给予外国人平等的国民待遇同时，中国国民之间的平等机会和待遇也应该有所推进。如先贤梁启超所说：“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此话是将近一百年前说的，而其生命力常新！

 

以上只是以WTO作为一个方便的切入点，论证积极利用外部压力推动迫切需要，却因积重难返，举步艰难的实质性改革。可见“入世”决不止是经济问题，而国际压力也决不止于来自WTO，而是全方位、多维度的，既有规范的一面，又充满了风云诡谲，而且在方今的国际关系中免不了强权政治的因素。“涉外”的中国人的层面将越来越广，“中外关系”的实际含义将日益超出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民的素质及其在本国所享有的地位更加与对外关系密切有关，上面所引梁任公语就更加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根本上讲，改革本身是为了利国利民，并不是为了敷衍外人，当然要以本民族的长远利益（不是某部门或某集团的眼前利益）为最终的目标，只是在某个历史时刻外力可以起催化作用。

 

首发于《财经》杂志2003年新年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