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李景端兄赠我这本自述，捧读之下，感慨万千。

 

我与老李是同代人，而且是清华老校友，我是1951届毕业，原以为自己是清华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他提醒我说他52年还在清华，那才是文科最后一年。开始相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时，事因是我们要出版国际会议论文集，介绍人是我们所的研究员，也是清华老校友施咸荣。施君是外文系的，比我低一班，原来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所以与出版界熟悉。我对李景端第一印象是较少书生气而是非常干练的行动者。那时像我们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书很少出版社愿意承接，何况我们还要出英文版。他初次见面，毫不客套地直言有困难。后来不知施咸荣如何说服他，终于给出版了。这肯定是勉为其难。后来译林名声日隆。就老李在译林出版社以及译林杂志所表现的对外国文学的知识和判断力，我一直以为他也是外文专业出身的，后来才知他是经济系的，完全是奉命改行，而竟然在这一行做出如许的成绩来。

 

在各自退休以前，我和他来往并不多，最早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主持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之事。这么一部难啃的天书，他居然下决心组织翻译出版，而且说动了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承担，而且能做到让他们如期交稿，而且居然首印八万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之事。要知道，那个时期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首印三千册以上就不错。记得不少学者翻译了经典学术著作不但得不到稿酬，还要自己包销几百册，实际上就是自己掏钱买回来，放在家里慢慢送人。《尤利西斯》虽为文学作品，其晦涩难读绝不亚于哲学著作，又不能像那种钦定必读书，各单位都必须购买。如何能做到这样畅销？这营销术至今对我是个迷。当时我私下与陈乐民议论，说这个人“神”了。尽管我相信真正全部啃完的人还是不多，但是经过这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件出版盛事来宣传，这本名著以及乔伊斯其人从此在中国读书界名声显扬了，就这一点，在学术交流史上就是功劳一桩。从这一件事足见李景端办事的魄力和眼力。

作为出版人，而且是以引进外版书为主的出版社和杂志的负责人，老李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有许多“第一个”。今天看来的寻常事，在当时却是闯禁区，例如出西方爱情小说、侦探小说，都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于是就在这一次次闯关中，把不寻常之事变成了寻常事，开辟出了一方天地。从《逆风》全书的叙述来看，作者在职时致全力于出好书，选书独具只眼，并且认定了一个目标，总有办法把事情办成。这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锲而不舍的韧性，和一定的谋略。在市场化的改革之后，出版社必须盈利，老李不愧为经济系出身，在他治下，译林出版社确实在盈利方面也一度名列前茅。但他又不唯利是图，在需要时，能赔钱出好书。二者兼顾，说来容易，做来难。即使我这旁观者也是深知个中艰辛的。

 

退休之后，我和老李接触多起来，凡他来京或我访宁，都要聚一聚。他仍然精力充沛，体脑皆健，与他年龄不相称。而且总是忙忙碌碌。如果说在职时所有作为都与本业和本单位的发展有关，退休以后就更加完全是“管闲事”了。这种“闲事”基本上围绕着他执着关注的两件事：提高翻译质量和维护知识产权，特别是译者的权益。近年来发表的大量文章都与此有关。难得的是不仅是动笔，而且身体力行，奔走呼号。有些事与他个人以及单位毫无关系，但是他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最令我惊叹而敬佩的是世纪之交，由于一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侵权，代译者打官司之事。他不是律师，这套书也与他无关，他却慨然出头承揽为译者维权的诉讼案，而且代理的不止一位，是包括冰心、季羡林在内的一批知名译者，每一位情况都不尽相同，使自己卷入意想不到的无穷麻烦，书中简单叙述的情节都足以令我望而生畏，他以特有的执着和韧性，与请来的专业律师一道，最后打赢了官司，还译者以公道。这一来，名声在外，一发不可收拾。一位出版家退休后竟成了打抱不平的侠客义士！不过他主要打抱不平的对象还是翻译工作者，那是因为他在长期工作中对高质量翻译之难求和译者报酬之与劳动不相称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出版界愈演愈烈的种种侵权、鄙陋之事也是他为之痛心疾首的。维护和发展译介事业，净化出版领域，已成为他的职业本能，加以急公好义的本性，就造就这样一位永不知疲倦的好管闲事的老人。

 

“创业”一词现在已经成为时髦的口号。本书的一个个故事串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出版界一个侧面的创业史。我理解的创业，就是在某一领域内见人之所未见，为人之所不为，或不能为，比别人先走一步。迈出这第一步总是有诸多困难和阻力，需要眼光、胆识和某种信念。等到成功后，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原来不寻常之事就变成了常态，整个事业于焉前进一步。所以《逆风》一书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初期翻译出版事业的创业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这本书名为《逆风》。就每一件具体的事来说，确是逆风，因为每一次创新，没有逆风而行的精神是办不成的。但是平心而论，李景端得以成功的大背景与当时的改革开放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顺风”，顺改革开放之风，顺世界潮流之风。就以书中开头叙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桩公案为例。《译林》创刊号登了这篇小说，引起冯至先生写长信告状，所告不仅此一篇，还包括其他出版社翻译出版《飘》等一大批外国小说，提到“主义”问题，还说是“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罪名不可谓不大，而且信直接写给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胡批给出版局所在的省委“研究处理”。这些都是泰山压顶的来头。但是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省委和省出版局真的是认真“研究”，而不是为保险起见下一道禁令，甚至处分当时人以交责。更难得的是，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出于保护新生的《译林》的态度，支持编辑部据实按理向上申辩。在全国作协召开的期刊工作会议上，本来要把《译林》当作批判的靶子，但许多与会人，都不赞同冯至认为当前文艺界现状出现“倒退”的判断。会上允许各抒己见，李景端也有机会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后还应新华社记者的要求，写了一篇直达高层的《内参》，进一步陈述对这场争议的意见，提出要把方向性和学术性区别开来；提倡讨论、争鸣；对文艺现象，不宜用行政手段任意干预，更不能轻率否定，等等。会上这种气氛，显然减轻了对老李的压力。更意外的是，当时的中宣部长在总结时特意讲了《译林》之事。表态是：此事到此为止，说冯至先生的信中有些话可能过于尖锐一些，但出发点是好意。这样，一桩公案就此结束。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没有受到伤害。而客观结果是，从此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得以放行，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打开的。

今天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可能对此事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连侦探小说也不让出，这位老先生实在太保守了，还向中央告状，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啊，多缺德啊！另一种是，有人举报，扣那么大帽子，还不直接给禁了，当事人不撤职也得受处分啊，还允许申辩？美的你！这姓李的运气真够好的！

 

曾几何时，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殊不知，当时人们刚从思想极端禁锢，动辄得咎的“文革”梦魇中醒来，有一个常用词是“心有余悸“。冯至先生还没有摆脱思想的枷锁，循习惯思维看待新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冯先生也随时代进步，认识有所变化。至少他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实名写信，详述自己的理由。事后他也感到不妥，向李景端道歉，两人坦率沟通，没有因此结怨。李也一直保持对冯作为老学者的尊重，这是君子之交。至于第二种反应，那种大家讲道理的过程确实值得向往。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只要允许讲道理，摆到桌面上，各抒己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出发点都是为了某个领域的健康发展，最后分歧的解决总是可以将事业向前推进一步。

 

李景端创业之初虽然筚路蓝缕，有许多艰辛，但是所处的时代方向是朝着改革开放，这是共识，在此共识下，大家都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这种氛围也培养光明正大、襟怀坦白的人和作风。所以我说他虽面对“逆风”，但实际是“顺风”前行，他的创业，可谓既坎坷又幸运，因为他赶上了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机遇造就成功。这不仅限于老李和译林，实际上这是一个时期的开端，如果人们不健忘，在这以后曾有一段时期，出现过期刊和出版业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盛况，与那种风气的大背景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