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举世瞩目（联合国卫生组织都关注了）的疫苗事件，引发了对调查记者尊敬与怀念的文章，我十分有同感。想起了2003年那场瘟疫，我对凭医者的良心首先挺身而出揭露了疫情的医生充满敬佩和感激。但是这位立了大功的医生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随之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今重发旧文，希望从掩饰、压制揭露真相者的态度到公开正视，负责解决，能有所长进。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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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始发于2003年）

 

不寻常的春天，一场不寻常的瘟疫过去了，城市恢复了常态，带着原有的活力、熙攘、嘈杂和陋习。不久前的灾难似乎已经了无痕迹。原来在情况最严重时，人们在欢迎一种新的作风的出现之余，曾经殷切期待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的开端，是“坏事变好事”。现在却有理由令人担忧。

 

当时最重要的、扭转被动局面、举世瞩目的变化就是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人们所期待的也正是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觉悟，是通向进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但是现实情况似乎不能乐观，因为始终没有见到正面的、痛快的的说法。最重要的标志首先是对最早促使真相公开化的蒋彦永医生的态度。事实上，对这一行为的功过是非，官方和民间的态度反差极大，是对鼓励还是忌讳说真话的试金石，也是有没有决心改弦易辙，承认公民知情权的试金石。也许有些人仍认为此风不可长，甚至在某些习惯于把“国家机密”无限扩大化的人的眼里是“违纪”。那么，4月下旬以后的疫情公开只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其次，中国老百姓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关官员因此事而被免职。但是至今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法正面予以承认。本来，某一个领域出了大问题，有关负责人引咎辞职是全世界的惯例，这正是吴敬琏先生所呼吁的“可问责的政府”。我国很少有这种做法。官员被贬黜常常是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失职，也就是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这次有人被免职，是大好事，是向“可问责”方向推进一步，适足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要遮遮掩掩？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令民众对他的后任会纠正哪些错误，是否新瓶装旧酒不放心；二是引起种种谣言和猜测，这对当政者有什么好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否对于官员任免还是要坚持“内外有别”，百姓不得过问，因此这一次的原因尽管尽人皆知，也不能由官方开先例捅破这层纸？

 

不能公开承认原负责人失职，或许与不承认前期曾有人有意隐瞒疫情有关。我注意到，在所有的公开讲话和答记者问中，从来都否认这一点，只承认是由于没有经验，最多提到卫生情报系统有缺陷。最巧妙的一次回答是新任代理市长说，至少从我上任以来没有隐瞒过，这样避免了公开说假话。其实，前期的故意隐瞒，以及为了掩盖真相而采取的种种荒唐措施早已众所周知。

 

时至今日，何必掩耳盗铃？有关负责人固然难逃其责，但这是现行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习惯思维，不是换人就可以解决的。此类思维方式积重难返，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原指望这样一次严重的危机也许能引起震动，激发出一种新的、科学的、正视现实的思维方式。第一步当然是要明确旧的是错的。但是如果对于曾经隐瞒这一事实本身都加以隐瞒，对于率先打破这种隐瞒的人不能公开肯定，如何能够除旧布新，如何取信于民呢？

 

从4月下旬以来，在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的确全力以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病情，扭转了局势，在国际上也洗刷了形象。于是有人说，还是这样的体制好，可以雷厉风行，调动全国力量为中央决策者所用。哪个国家能在7天内建成一座设备齐全的特殊传染病医院？诚然，这个体制能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过去也曾在物质极端匮乏，几乎全民枵腹之时把两弹一星送上天。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够长治久安之计。这一次后期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来早该采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为。

 

如果原来有一个健全的“可问责”的政府，一贯尊重公民知情权，实行信息公开；如果体制本身使各级官员经常需要“讨好”的是所辖范围的公众而不是顶头上司；如果流行于各级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备与现代国民相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途径，那么当灾难袭来时，应对的机制会及时有效得多，至少不必发展到这样“非常”的程度，再采取非常措施。那个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官越是每句话不离“党中央、国务院”如何重视，就越令人不放心。因为，许多具体的、常识性的事本来是每一个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如果事事都要诉诸最高领导，再英明的领导也没有三头六臂，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其他人岂非都是尸位素餐？何况，这种非常手段即使在现体制下也是行之不远的。

 

在首都郊区的小汤山可以强制划地建成一座医院，而与此同时，在外地，基层政府拨用隔离疑似病人的建筑，遭当地群众抗拒而被迫作罢之事却屡有所闻，尽管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合理的，对群众的安全丝毫没有威胁。此时责怪老百姓愚昧、非理性已没有意义。本来认为有效的、最能集中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公信力和公权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归根结蒂，群众的理解和自觉配合对推行各种措施还是最根本的保证，但这种基于信任的配合又不是靠临时抱佛脚能催生出来的。

 

我国的宣传一向报喜不报忧，缺乏忧患意识。从来灾难过后不去追究造成灾难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而是大肆宣传领导事后如何重视、关怀，为“战胜”灾难唱颂歌。现在充满荧屏的回顾“非典”的宣传节目都是讴歌医护人员，有时到煽情的地步。当然在疫病流行时医护人员总是主角，他们的贡献和牺牲都最大，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敬业精神应该大力发扬。但是这不能代替全部对这场灾难的反思，更不能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更应该花大力气做的是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详细回顾，穷追不舍，查清问题出在哪里，什么是在当时条件下可以避免的，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天灾”。

 

对于以身殉职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纪念。实际上，我国政府后期抗SARS取得成功还是由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其中包括把对人的生命的考虑放在其他传统的考虑之上、主动与国际合作、信息公开化，等等。人们有理由期望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更期望能举一反三，运用于其他严重性不亚于SARS的疫病――例如艾滋病，姑不论推广至其他领域。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像担心疫情“反弹”一样，担心旧的一套的“反弹”。尽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经常被引用的成语，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却是相当善忘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