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兴衰问题，以及美国何去何从，又提上日程了。尽管发生了许多新情况，本书第十章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基本有效。现在根据作者进一步的思考再做一些补充。本文为《20世纪的美国》后记，因篇幅较长，为节省读者时间，有所删节。——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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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绝对硬实力，不论看来遇到何种困难，还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并将继续相当一段时期，而美国的软实力较之二战后巅峰时期的确有所削弱。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其软实力。

 

软实力的来源和缺陷

 

可称为美国特色的软实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民主国家的榜样效应；

2、对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力；

3、培植创造力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同时提供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的最短途径；

4、自我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在言论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强有力的公众监督批判和分权制衡的治理机制。

 

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所有上述美国软实力的因素都会受到，或已经受到腐蚀。今天，华尔街的贪婪形象和无原则的两党斗争可能取代了民主榜样；对国际规则和民主制度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包括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虐囚事件，使美国对人权的倡导显得伪善；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往往把市场利润的考虑置于真相和正义之上，从而削弱监督的力量。总之，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无声的影响。不适当地挥舞其强大的硬实力，适足以妨害其软实力。

 

从根上说起，美利坚合众国开国之始制定宪法时着重注意的几点是：

——保护公民基本自由，防止政府的公权力侵犯个人的私权利；

——用分权制衡来防止个人独裁或寡头专制；

——协调联邦政府和各邦（州）之间的集权和分权；努力做到对大邦（州）小邦（州）公平；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防止多数暴政，反对群众暴力行动。

 

根据这些思路和原则，设计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复杂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府、复杂的选举制度，以及在公民自由权利基础上的公众监督机制。这一机制远非完美，效率不高，但是留有自我纠错的余地，立国以来历经各种危机，一般能刺激出程度不等的改革，促成了20世纪的繁荣富强。

 

但是开国元勋们没有考虑到，或故意回避了几个主要问题，留有重大隐患。

 

1、种族歧视问题。

 

在讨论宪法时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奴隶制与基本人权原则相悖，但是最终还是回避了，以至于要经过一场惨烈的内战才通过保证种族平等的宪法修正案，而实际上仍然冲突不断，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

 

2、如何驾驭强大的资本，防止其肆虐的问题。

 

宪法制定者特别强调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唯独没有考虑到资本高度集中，逐利的本能和人性的贪婪如脱缰之马时可能造成的后果，贫富悬殊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社会严重问题，以及如何防止金钱对政治的超常影响，损害民主制度。

 

3、美国发展为超级大国，以世界“领导”自居，从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当时美国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不可能预见到发达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出现的问题。至于第3点，更是与开国元勋的想法背道而驰，华盛顿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切勿卷入欧洲的纠纷时，绝不可能预见到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处境。

 

当前面临的问题

 

1、中产阶级的困境

 

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无论在有形的物质生产、生活，还是无形的思想文化、价值观方面，都是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甚至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的定海神针。对于下层大众来说，经过努力进入中产阶级，也是追求的目标。从经济生活上说，经过60年代的狂飙，以及政府的激进措施，贫富差距显著缩小，中产阶级也有一个繁荣时期。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两极分化又迅速加剧，各种数据的曲线显示，基本上是一路上升，极少回落的曲折。这种情况终于危及中产阶级。到世纪之交，惊回首，发现橄榄型的社会已经在变形。有人比喻为一座外表看来辉煌的大厦，只有高处闪亮，不但底层已经进水，中层也在颓败，更严重的是，电梯坏了——已无流动性，主要是下面的人上不去了。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主要不是当前的物质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前景的焦虑，看不到希望。

 

如有的报刊文章所说，中产阶级不再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骨干，反而被认为是发展的障碍，失去存在感。他们过去是实现美国价值目标的一部分，美国的各种光荣业绩，包括“领导世界”，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现在失落了。他们的失落使美国作为“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的光辉黯然失色。

 

2、遏制金钱腐蚀民主的改革倒退

 

从19世纪末“镀金时代”以来，美国就面临大财团或个人操纵政治，造成美国式的腐败，从而威胁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以来，试图遏制这种趋势的改革此起彼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一系列统称为“竞选财务改革”的法，主要是在选举中限制财富对选票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在保守势力推动下，又通过各种判决和立法逐步放松限制，使多年的努力部分失效。 是遏制金钱影响选举的大倒退，妨害选举的公正性，从而在实质上损害民主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律与金钱的博弈中，反对限制金钱的作用的一方总是以“违宪”为说辞，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和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所以在维护和改善民主制度中，如何处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美国的一个问题。（详情略，见本书375-376页）

 

3、党派政治的负面效应

 

在政府运作方面，美国的两党政治也在退化。过去，在竞选中两党互相揭短，争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尘埃落定，执政党和在野党总还能向中间靠拢。在重大决策上的分歧并不完全以党派分，而是以观点分，投票的分野两党互有交集。

 

而自奥巴马上台之后，几乎所有议案都是按党派投票。而且在讨论中似乎反对党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不问是非利弊，就议员本人而言，可以说“派性”超过了个人的判断和政治操守。结果本来为相互制衡的而设计的制度，成为“否决”体制。

 

特朗普政府的国会迄今为止的表现也是如此。国会向来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场所，国会议员首先考虑他所在的选区的选票，但是过去常有资历老而德高望重的议员，特别是参议员，作为党团领袖或议长，能够在重大问题上超越党派利益的考虑，以大局为重，对其他议员施加影响，起到关键性的积极作用。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已见不到这样资深而有威望的议员，以及可以称得起杰出政治家的人物，这也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衰退。

 

 4、种族矛盾回潮与移民问题    

     

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和进步，终于有一位黑人当选总统，世人普遍认为是美国反种族歧视一大成绩，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在奥巴马连任两届之后，种族矛盾没有缓解，反而表面化、尖锐化，他的继任者，却是不掩饰其种族歧视倾向的人物。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就敢于公开发表各种种族歧视的言论，而且当选，说明这不仅代表其个人的观点，而是这种倾向实际一直存在，美国的这一痼疾并未根治，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政治正确”的风气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在某种意义上，奥巴马的当选总统，一方面是种族问题的进步；另一方面可能更刺激原本潜在的种族主义的反弹，增加了他推行政策的阻力。加以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为之提供了土壤。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更加复杂，除非洲裔之外，还有西班牙语裔（以其人数众多）、伊斯兰族裔（与恐怖主义以及中东局势有关），以及亚裔（争夺教育资源），等等。

 

上一章已经谈到美国“大熔炉”已变成“马赛克”。今后如果发展到WASP不再是人口的多数时，会有怎样的变化？美国入籍宣誓的誓词中有不论来自何国，一旦成为美国人，必须只对美利坚合众国忠诚的内容。但是这么多抱着各种动机来的移民，果真能切断对母国的联系和感情，只忠于美国吗？凡该国与美国矛盾尖锐化，或成为敌国时，这部分族裔就难免受到怀疑和歧视。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问题，过去存在，今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对移民的限制措施，绝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创举，只不过他更加高调，更加公开地针对特定人群而已。

 

奥巴马壮志未酬

 

至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需要一场深刻的改变已是朝野共识。所以奥巴马是以“变革”的口号当选的。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美国处境内外交困、形势的严峻，特别是民气涣散，信心低落。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施政目标，在内政方面涉及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各个领域，总的方向是扩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经济增长能惠及更多群众，缩小贫富差距，还有重视环保和新能源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打上奥巴马标记的是医保法。为此，他几乎耗尽他所有政治资源。另外，环保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他上台之前就发表过许多讲话，为节能减排大声疾呼。上台伊始就与拜登一同提出一项宏伟的发展新能源的规划。

 

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专门为文表示全面拥护，称之为“新新政”，也说明从某种意义上，它确实是继承了进步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的传统。在美国各种有争议问题上，他可以定位为民主党偏左的自由派。

 

 

但是在任八年，做得很辛苦，总的说来，壮志未遂。此中主客观原因都有。在内政方面一个主要因素是他还是沿着传统的改良思路，着眼于底层，对中产阶级危机的问题关注不够。他倡导的某些政策，包括他倾注全力推行的“奥巴马医保”，在扩大对底层的覆盖面的同时，却增加了一部分中产纳税人的负担。拥护他的是上层知识精英，而相当多的中下层白领阶层感到被忽视，甚至被抛弃。而且，白人认为他过于向少数族裔倾斜。所以，尽管实际上在他任内经济复苏成绩明显，失业率大大下降，但是美国人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并未有缓解，全民的政见和党派分歧更加严重。

 

在国际方面，客观上任何小布什政府的继任所面临的任务都是收缩战线，撤出伊拉克，大幅度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有点类似当年尼克松政府停止越战，收缩战线，不再包打天下。在任期内，朝和平方向做到的事有：结束伊拉克战争，减少阿富汗驻军，击毙本拉登，大幅减少美国海外的战斗部队，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还有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成为80年来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一反小布什的“单边主义”，重视与盟国的关系，不再单枪匹马作战。推动实现了关于减少温室效应的《巴黎气候协定》。

 

但是他主张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终其两任都没有做到。更重要是中东乱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并未从中东的泥沼中脱身，在叙利亚问题上显得进退失据。美国在外的战斗部队人数是减少了，却更分散了。撤出了伊拉克，却卷入了更多国家。用于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达8600亿，超过小布什政府的8110亿美元。（根据国防部的《绿皮书》）这个数字不包括国防部本身的军费。以上还未把他的“战略再平衡”项下派往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计算在内。总之，美国战线并未收缩，反而更加扩张。实际军费不减反增。

 

（关于奥巴马未完成的战略思想此处略。详见本书381-383页，以及以前本公号发表过的《壮志未酬奥巴马（下）》）

 

本来，钟摆来回摆动，选民过几年就想换换胃口，这是美国政治常态，不足为奇。但是政党更迭，大政方针一般还有连续性。这次的特殊处在于连续性似乎让位于颠覆性。

 

首先全面否定前任——不仅是前一任而是多数的前任——的政绩，不论是行事风格还是提出的（不一定完全能实施）内外政策，都是反其道而行。在外交方面，总统权力较大，已经做到的有：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与刚刚建交的古巴交恶、否认与伊朗的核协议、强力轰炸叙利亚、大力支持沙特，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立即付诸行动，乃至扬言要退出联合国……

 

在内政方面推翻奥巴马医改由于拿不出代替方案，尚未能完全如愿。已经实现的带有特朗普本人标记的重大措施是推动通过《减税法》。有意思的是，奥巴马医改法是从首先惠及最低收入人群开始，特朗普减税法是首先惠及高收入人群，二者都声称长期将对全民有利。但是前面提到的中产阶级危机，至少在当前，从两头都够不着。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减税法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怎样连锁效应，尚待观察。

 

民主的危机

 

对当前的政府的施政利弊和方向现在做出评论还为时过早。一般说来，在美国的制度下，当选的领导人物不一定是优秀的，但是制度的设计正好是使总统个人品质的影响有一定限度。用通俗的话来说，做好事效率不高，做坏事也难得逞。不过，如前面提到，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由于党派斗争，削弱了制衡白宫的作用。现在指望司法系统可以起作用。但是总统有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如果一位总统在法官出缺时，依照自己的政治偏好任命法官，而国会又根据“派性”予以批准，致使法官的成分向一边倾斜，法院就有会失去主持公正的庄严角色之虞。过去，法官都是资深的法律专家，对宪法有敬畏感，一旦坐上这个位子，不论本人政治倾向如何，大体能秉公判案。如果政治进一步功利化，如果被任命的法官也劣质化，政治倾向盖过法律公正，那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威胁。这是极而言之，也是美国有识之士的担心。目前还要观察。

 

美国的制度使总统在内政上不能为所欲为，但是在对外行动上权力较大。总统是三军司令，只要不正式宣战，可以不通过国会而对外用武，或退出某项国际义务。当然像退出联合国这样的大事，恐怕不能由总统轻易决定。不过美国已经有过故意连续多年拒交联合国会费的历史，今后不排除再这样做的可能性。二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做法之一是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建立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推行其利益和政策。特朗普比较明确的倾向却是与此背道而驰——藐视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更愿意通过双边而不是多边交涉处理国际问题。

 

 

美国前白宫助理、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为文批判特朗普，说他使“美国不再是一个向善的全球力量”，说他把世界看成由敌对国家组成的黑暗而充满威胁的危险场所，把美国与他国的关系视为零和关系，只能损人才能利己，根本没有共赢的观念，非黑即白，也不承认普世价值。完全抛弃了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运用自己举世无与匹敌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实力，通过有原则的领导，发展繁荣、自由与安全。 这一批判有一定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绝对实力不会衰退，而且还将如苏珊·赖斯所说，在多个方面举世无与匹敌，这不取决于哪个总统。但是如何运用这一力量，对美国、对世界的祸福都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现颓势的软实力是否能有起色，将是决定性的。

 

改革力量在民间

 

当前，全世界由工业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各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美国也不例外，它的确又走到一个关键时刻，需要一次重大的变革。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一举一动都对世界会产生影响，所以它的改革方向、步骤都为世人所关注。不过一般关注的焦点都在高层政治，而对实际上作为推动改革的根本的民间力量较少留意。本书第三章详述了推动进步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第十章分析了这些力量的变化，说明现在何以难以起到当初的作用。过去传统方式的改良也已经不够，社会推动变革的力量正在大洗牌，诉求的方向各不相同。但归根结蒂改革主导力量还是来自民间社会各阶层，然后反映到政府决策层。

 

一般说来，草根大众对现状的不满，在代议制的框架中不足以充分表达时，就诉诸街头政治。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在纽约，华盛顿等其他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活动）就是这种表现。但是这一运动没有明确的诉求，没有组织和改革纲领。其作用是引起全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注意，然后提出改革的方案。

 

 

实际上，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家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和提出各种对策。本书第六章介绍公益基金会，是进步主义时期兴起的一支力量，作为其主导的大财团，既是问题制造者，也是改良的重要推动者。

 

现在延续这一传统，又出现新的浪潮，统称“新公益”。比百年前兴起的公益事业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方式也多有创新。其主导者还是社会精英，不过包括的范围较广，有新兴数字经济的新富、投行成功人士，都是少年得志；有老的公益慈善家，如比尔·盖茨等；有在野政治人物如克林顿、英国查尔斯王子；有金融业巨子以及著名商学院教授……等等，当然还有专业社团工作者。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在一起研究、试行一套新的改良模式，提出要促成“资本主义的演变”。

 

 

笔者在《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的演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此处不赘。只是要说明，处于金字塔尖的顶级政、商、学精英已经悄然发起并运行一场新的改革运动。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深知其既得利益来自健全的市场，如果底层和中层都塌陷，他们的好日子也不会长久，其改革动力来源于此。当然不是所有精英都有同样的旨趣，必然有更重视眼前利益的保守力量形成改革的阻力。这不仅涉及到美国，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是一个长远的博弈过程。

 

总之，就美国本身而言，其实力远未衰退，但是任何领导人、任何政府，不论其口号和战略思想、政策倾向如何，都不可能放弃维护美国作为唯一的世界“领导”这个终极目标，而设法阻止任何可能的、或想象中的足以挑战这一地位的力量。在一个急剧变化、世界多种力量此起彼伏的形势下，美国如果内部改革不成功，软实力得不到回升，对外却一味围绕此目标行事，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运用其硬实力，很可能正是自取衰落的转折点，那么20世纪的风光将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