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专门为商人作《货殖列传》，过去只觉得他不同于后之官史，为各类人都做列传，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眼界确实异于寻常，但是我自己对刺客、游侠都感兴趣，唯独没有细读过《货殖列传》。如今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再读此篇，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突然脑洞大开，两千年前的太史公，竟然对商贾的作用有这样的估价，有些观点放在今天也属前沿（至少在我国）。——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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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财富观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文｜资中筠

 

中国自古以来有轻商的传统。“士农工商”，商居末位。但是这“古”从何时开始的？我对此没有考证过。似乎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这个说法。孔子也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儒家轻商好像也是后来的事。法家是肯定轻商的，韩非子把商工列为“五蠹”之一。至少从隋唐行科举以来，四民次序的排列固定下来。“士”居首位，并不是单纯的读书人有多高的地位，而是因为“士”是唯一可达于“仕”的渠道。一个终身白衣没有功名的乡间穷秀才，恐怕地位还不如本乡的富豪。所以在商之上的实际上是官，自古商怕官，官压商，才是实在的传统。

 

司马迁著《史记》专门为商人作《货殖列传》，过去只觉得他不同于后之官史，为各类人都做列传，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眼界确实异于寻常，但是我自己对刺客、游侠都感兴趣，唯独没有细读过《货殖列传》。如今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再读此篇，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突然脑洞大开，两千年前的太史公，竟然对商贾的作用有这样的估价，有些观点放在今天也属前沿（至少在我国）。

这篇“列传”的叙述法不同于其他的传，不是以个人为主，而是以一个个案例证明作者的观点。

 

观点一：肯定人的物欲，要求声色美食的享受是正当的。文章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那段著名的话：“至治之极，领过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说如果这样，近代人的耳目就几乎没有作用了。接下来就论述人的“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无法化解的本性，所以作为治国者不能压制，提出几种做法，从最善到最坏，依次是“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最下者是“与之争”，也就是与民争利。所以他认为对人民的欲望，统治者最好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这与后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大异其趣。

 

观点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是人民自发的。东南西北各地的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自然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贵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哪里需要什么“政教”？也就是人民因自己的需要而通商，自己定价，这不是由统治者教化而来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有点政府不要太多干涉市场的意思了。

 

观点三：对逐利、致富予以肯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去一般引这句话都倾向于负面意义，说明人的自私，而司马迁在本文引这句话是充分肯定其正当性。“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说白了，就是人天生都想发财，不用学。他列举各类人，士兵冒死冲锋、猎人不避猛兽，胥吏舞文弄墨，游闲公子舞刀弄枪，女子美容学艺，乃至各种作奸犯科犯罪行为，不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为利所趋，奔着财富而去。他认同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加以进一步发展：“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而好兴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他一反孟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提法，说“人富而仁义附焉”。还说：“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家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总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分贵贱，无法阻挡，并且与行仁义没有矛盾。

 

观点四：国家强盛，成就霸业，发展经济是重要因素。

 

齐国的兴起先后得力于两个人：一个是太公望（即姜太公），他封于营邱（在齐国），那里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不适合种庄稼，于是因地制宜，“劝”妇女做女功（纺织），并发展渔盐之业，结果齐国以渔盐吸引外来人口，同时“齐冠带衣履天下”，也就是成为服装出口大国，各国衣服鞋帽都是“齐国造”。齐国最初的兴旺由此而来。这里用“劝”字很重要，是说服，鼓励，而不是强迫命令。另一人是管仲，齐国开始中衰时，赖管仲之力得以再度崛起，管仲理财是历史有名的，不必赘言，他设立了九个管经济和财政的部门，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战胜吴国而复国的故事尽人皆知。而本文中提到勾践主要是讲他困于会稽时的经济建设。当时有两位善于理财的人物辅佐他，一位是著名的范蠡，一位是不太著名的计然。实际上计然起的作用更大。他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发展经济的谋略，对丰年、凶年、水、旱、饥荒有预防应付之道，对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和国家获利的比例多少才合适……等等都有详细计算。总之，在他的打理之下，“修之十年，国富”，于是有资本给战士以优厚的报酬，使他们在战场上勇猛向前，“士赴矢石，如渴得饮”。终于战胜强吴，成就越国的霸业。

 

范蠡也从中得到启发。他说计然提出七条计策，越王只用了五条，就有这样的成绩。这些计策已经施于我国，那我也可以施于我家。于是他辞职下海了——“乘扁舟游于江湖”。不知道今人把经商称为“下海”与这个典故有没有关系。他一再改名易姓，后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陶朱公。他果然发了大财，而且能聚财而能散财，有钱就帮助穷兄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也就是千金散尽，再赚回来，如是者三次，文中称其为“富而好德者”。在今天也可以称为慈善家了。

范蠡

 

到汉朝一统天下，由于全国实行开放，“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货物交易通畅，满足了各地、各类人的需求，成就了汉初文景之治。

 

除了国家，还有人物。文中列举了许多经商致富的个人，有像上述越国大夫那样的贵族，也有起于草根的“鄙人”。

 

首先是孔门弟子。孔子得意门生中既有颜回那样甘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也有游走各地经商的，其中子贡（赐）最成功，为七十子中首富。他坐着多匹马拉的华丽马车，带着厚礼重币去见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把他奉为上宾，“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说是子贡先发迹，然后才使孔子扬名天下。读至此，我想起鲁迅曾说孔子食不厌精是因为有胃病，是坐老牛破车周游列国颠簸出来的。这倒也有可能，他还差点在陈、蔡饿死，有时被当地国君赶出来，“如丧家之犬”，老师的遭遇与这位大款弟子成鲜明对比，确实有点意思。

 

 

魏国有一位白圭，特别善于把握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年成好坏都能加以利用。“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也就是看准了时机就扑过去，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产业家的鼻祖。白圭说过一番话，自诩经营产业可以与名相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相提并论。司马迁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秦始皇时有一位少数民族的人，名字叫倮，善于畜牧，以贩马牛致富，秦始皇赐他以封君的地位，可以与大臣一起上朝；同时巴蜀有一名寡妇名清，善于理财，以财自卫，不受人侵犯。皇帝尊她为“贞妇”，为她筑台，命名为“女怀清台”。司马迁评论说，一个善于畜牧的“鄙人”，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还不是因为富的缘故！

 

文章相当大的篇幅详述各地人口、地理、物产、民俗等特色，以及通商交易互通有无造成的繁荣富裕盛况。人们都知道司马迁年轻时游遍天下名山大川，而后行文有奇气。《太史公自述》中提到，二十岁之后开始到处游历，足迹遍南北东西，处于边远地区的巴蜀、昆明都到过。可以看出，他不是旅游看风景，也不仅仅是影响了“文气”，而是做了扎扎实实的实地考察。所以本文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当时经济地理的参考文献。

 

文章还提到“素封”的制度，就是有些人因某种名望，皇帝给封一个空的爵位头衔，没有俸禄，也没有封邑，全靠经营自己的田园生活。有善于经营者，根据自己居处的特点，或畜牧牛羊、或养猪、或种树、或养鱼、或桑麻、或种菜，不必到处游走，坐收其成，就可发家致富，实际收入等同“千户侯”。不必出仕做官，在本乡本土也可以过上与封侯同样的优裕生活，司马迁称之为“本富”。

 

他举了若干各地知名的大户，例如蜀之卓氏、山东程郑、南阳孔氏、鲁之曹邴氏，都是靠炼铁发家；齐人刀（diao）氏从事渔盐，他的特点是敢于收用当地人看不起的奴隶，而且是“桀黠”“豪奴”，放手让他们逐利，终于富至千万。还有一位任氏，原为管仓库的小吏，秦灭后，地方豪杰都抢金玉，而唯独任氏把仓库的粮食藏起来。由于楚汉相争，百姓无法种地，粮食奇缺，他大赚了一笔，结果那些被抢的金玉也都归他了。他致富后仍然保持勤劳俭朴的习惯，成为民间表率，受到统治者的尊重。

 

诸如此类的个案文中有许多，为篇幅计，不再多引。司马迁总结说，就致富而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经商有正当与不正当的途径。这里列举的大户都是他认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凭自己的能力才智致富的。既没有爵邑俸禄，也没有作奸犯科，而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所以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足以为后世参考。

 

但是并非所有富人都是“贤人”。例如老老实实务农，就不如盗墓赚钱；女工刺绣，不如倚门卖笑，赌博也能赚大钱，等等。靠这些行业发财的，他称之为“末富”，更加歪门邪道，犯法的是“奸富”，当然不足取，但是客观存在。还有一种人，并不是有特别高的德操的“奇士”，只因自己没本事治生产而长期受穷，还自命清高，空谈仁义，司马迁很是看不起，骂他们“亦足羞也”。

 

最后结论是财富的聚散无常，有能耐的就能聚财，“不肖者”就破财败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那就无所谓“素封”了。换句话说，富埒王侯，富可敌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司马迁的财富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货殖列传》的本意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是为商人，特别是富商正名。一个没有官位的布衣平民，对谁也没有妨害，就是能利用时机买卖运作而致富，怎么不值得“智者”肯定呢？这种思想在当时应属异类。当然司马迁的异类思想也不止这一点。班固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货殖列传就是其中之一，“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这种批评太简单化，太肤浅。班固可能没有仔细阅读全文，或者处境不同，无法体会文章的深意。

 

司马迁本人对贫穷是有切肤之痛的，他获罪之后，如果有钱的话，本可用钱赎买，免于受那惨无人道之刑戮。但是家境贫寒，而且人情冷暖，受难后没有朋友伸出援手，借贷无门。这可能对他深思贫富的问题有所触动。不过他没有因此而仇富，而是从全局出发，悟出这么一番道理，肯定“商”的价值和致富之正当性，进而强调通过工商发展经济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发时人所未发，这种胸怀和眼光确非常人所及。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斗室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