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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司马迁的财富观

司马迁著《史记》专门为商人作《货殖列传》,过去只觉得他不同于后之官史,为各类人都做列传,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眼界确实异于寻常,但是我自己对刺客、游侠都感兴趣,唯独没有细读过《货殖列传》。如今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再读此篇,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突然脑洞大开,两千年前的太史公,竟然对商贾的作用有这样的估价,有些观点放在今天也属前沿(至少在我国)。——资中筠
 
司马迁的财富观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文|资中筠
 
中国自古以来有轻商的传统。“士农工商”,商居末位。但是这“古”从何时开始的?我对此没有考证过。似乎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这个说法。孔子也不轻商,孔门弟子颇有几个经商的。儒家轻商好像也是后来的事。法家是肯定轻商的,韩非子把商工列为“五蠹”之一。至少从隋唐行科举以来,四民次序的排列固定下来。“士”居首位,并不是单纯的读书人有多高的地位,而是因为“士”是唯一可达于“仕”的渠道。一个终身白衣没有功名的乡间穷秀才,恐怕地位还不如本乡的富豪。所以在商之上的实际上是官,自古商怕官,官压商,才是实在的传统。
 
司马迁著《史记》专门为商人作《货殖列传》,过去只觉得他不同于后之官史,为各类人都做列传,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眼界确实异于寻常,但是我自己对刺客、游侠都感兴趣,唯独没有细读过《货殖列传》。如今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再读此篇,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突然脑洞大开,两千年前的太史公,竟然对商贾的作用有这样的估价,有些观点放在今天也属前沿(至少在我国)。
这篇“列传”的叙述法不同于其他的传,不是以个人为主,而是以一个个案例证明作者的观点。
 
观点一:肯定人的物欲,要求声色美食的享受是正当的。文章开宗明义就先批驳了老子那段著名的话:“至治之极,领过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说如果这样,近代人的耳目就几乎没有作用了。接下来就论述人的“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无法化解的本性,所以作为治国者不能压制,提出几种做法,从最善到最坏,依次是“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最下者是“与之争”,也就是与民争利。所以他认为对人民的欲望,统治者最好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这与后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大异其趣。
 
观点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是人民自发的。东南西北各地的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自然会进行交易,自然定出贵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哪里需要什么“政教”?也就是人民因自己的需要而通商,自己定价,这不是由统治者教化而来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有点政府不要太多干涉市场的意思了。
 
观点三:对逐利、致富予以肯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去一般引这句话都倾向于负面意义,说明人的自私,而司马迁在本文引这句话是充分肯定其正当性。“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说白了,就是人天生都想发财,不用学。他列举各类人,士兵冒死冲锋、猎人不避猛兽,胥吏舞文弄墨,游闲公子舞刀弄枪,女子美容学艺,乃至各种作奸犯科犯罪行为,不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为利所趋,奔着财富而去。他认同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加以进一步发展:“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而好兴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他一反孟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提法,说“人富而仁义附焉”。还说:“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家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总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分贵贱,无法阻挡,并且与行仁义没有矛盾。
 
观点四:国家强盛,成就霸业,发展经济是重要因素。
 
齐国的兴起先后得力于两个人:一个是太公望(即姜太公),他封于营邱(在齐国),那里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不适合种庄稼,于是因地制宜,“劝”妇女做女功(纺织),并发展渔盐之业,结果齐国以渔盐吸引外来人口,同时“齐冠带衣履天下”,也就是成为服装出口大国,各国衣服鞋帽都是“齐国造”。齐国最初的兴旺由此而来。这里用“劝”字很重要,是说服,鼓励,而不是强迫命令。另一人是管仲,齐国开始中衰时,赖管仲之力得以再度崛起,管仲理财是历史有名的,不必赘言,他设立了九个管经济和财政的部门,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战胜吴国而复国的故事尽人皆知。而本文中提到勾践主要是讲他困于会稽时的经济建设。当时有两位善于理财的人物辅佐他,一位是著名的范蠡,一位是不太著名的计然。实际上计然起的作用更大。他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发展经济的谋略,对丰年、凶年、水、旱、饥荒有预防应付之道,对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和国家获利的比例多少才合适……等等都有详细计算。总之,在他的打理之下,“修之十年,国富”,于是有资本给战士以优厚的报酬,使他们在战场上勇猛向前,“士赴矢石,如渴得饮”。终于战胜强吴,成就越国的霸业。
 
范蠡也从中得到启发。他说计然提出七条计策,越王只用了五条,就有这样的成绩。这些计策已经施于我国,那我也可以施于我家。于是他辞职下海了——“乘扁舟游于江湖”。不知道今人把经商称为“下海”与这个典故有没有关系。他一再改名易姓,后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陶朱公。他果然发了大财,而且能聚财而能散财,有钱就帮助穷兄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也就是千金散尽,再赚回来,如是者三次,文中称其为“富而好德者”。在今天也可以称为慈善家了。
范蠡
 
到汉朝一统天下,由于全国实行开放,“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货物交易通畅,满足了各地、各类人的需求,成就了汉初文景之治。
 
除了国家,还有人物。文中列举了许多经商致富的个人,有像上述越国大夫那样的贵族,也有起于草根的“鄙人”。
 
首先是孔门弟子。孔子得意门生中既有颜回那样甘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也有游走各地经商的,其中子贡(赐)最成功,为七十子中首富。他坐着多匹马拉的华丽马车,带着厚礼重币去见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把他奉为上宾,“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说是子贡先发迹,然后才使孔子扬名天下。读至此,我想起鲁迅曾说孔子食不厌精是因为有胃病,是坐老牛破车周游列国颠簸出来的。这倒也有可能,他还差点在陈、蔡饿死,有时被当地国君赶出来,“如丧家之犬”,老师的遭遇与这位大款弟子成鲜明对比,确实有点意思。
 
 
魏国有一位白圭,特别善于把握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年成好坏都能加以利用。“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也就是看准了时机就扑过去,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产业家的鼻祖。白圭说过一番话,自诩经营产业可以与名相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相提并论。司马迁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秦始皇时有一位少数民族的人,名字叫倮,善于畜牧,以贩马牛致富,秦始皇赐他以封君的地位,可以与大臣一起上朝;同时巴蜀有一名寡妇名清,善于理财,以财自卫,不受人侵犯。皇帝尊她为“贞妇”,为她筑台,命名为“女怀清台”。司马迁评论说,一个善于畜牧的“鄙人”,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还不是因为富的缘故!
 
文章相当大的篇幅详述各地人口、地理、物产、民俗等特色,以及通商交易互通有无造成的繁荣富裕盛况。人们都知道司马迁年轻时游遍天下名山大川,而后行文有奇气。《太史公自述》中提到,二十岁之后开始到处游历,足迹遍南北东西,处于边远地区的巴蜀、昆明都到过。可以看出,他不是旅游看风景,也不仅仅是影响了“文气”,而是做了扎扎实实的实地考察。所以本文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当时经济地理的参考文献。
 
文章还提到“素封”的制度,就是有些人因某种名望,皇帝给封一个空的爵位头衔,没有俸禄,也没有封邑,全靠经营自己的田园生活。有善于经营者,根据自己居处的特点,或畜牧牛羊、或养猪、或种树、或养鱼、或桑麻、或种菜,不必到处游走,坐收其成,就可发家致富,实际收入等同“千户侯”。不必出仕做官,在本乡本土也可以过上与封侯同样的优裕生活,司马迁称之为“本富”。
 
他举了若干各地知名的大户,例如蜀之卓氏、山东程郑、南阳孔氏、鲁之曹邴氏,都是靠炼铁发家;齐人刀(diao)氏从事渔盐,他的特点是敢于收用当地人看不起的奴隶,而且是“桀黠”“豪奴”,放手让他们逐利,终于富至千万。还有一位任氏,原为管仓库的小吏,秦灭后,地方豪杰都抢金玉,而唯独任氏把仓库的粮食藏起来。由于楚汉相争,百姓无法种地,粮食奇缺,他大赚了一笔,结果那些被抢的金玉也都归他了。他致富后仍然保持勤劳俭朴的习惯,成为民间表率,受到统治者的尊重。
 
诸如此类的个案文中有许多,为篇幅计,不再多引。司马迁总结说,就致富而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是经商有正当与不正当的途径。这里列举的大户都是他认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凭自己的能力才智致富的。既没有爵邑俸禄,也没有作奸犯科,而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所以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足以为后世参考。
 
但是并非所有富人都是“贤人”。例如老老实实务农,就不如盗墓赚钱;女工刺绣,不如倚门卖笑,赌博也能赚大钱,等等。靠这些行业发财的,他称之为“末富”,更加歪门邪道,犯法的是“奸富”,当然不足取,但是客观存在。还有一种人,并不是有特别高的德操的“奇士”,只因自己没本事治生产而长期受穷,还自命清高,空谈仁义,司马迁很是看不起,骂他们“亦足羞也”。
 
最后结论是财富的聚散无常,有能耐的就能聚财,“不肖者”就破财败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那就无所谓“素封”了。换句话说,富埒王侯,富可敌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司马迁的财富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货殖列传》的本意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是为商人,特别是富商正名。一个没有官位的布衣平民,对谁也没有妨害,就是能利用时机买卖运作而致富,怎么不值得“智者”肯定呢?这种思想在当时应属异类。当然司马迁的异类思想也不止这一点。班固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货殖列传就是其中之一,“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这种批评太简单化,太肤浅。班固可能没有仔细阅读全文,或者处境不同,无法体会文章的深意。
 
司马迁本人对贫穷是有切肤之痛的,他获罪之后,如果有钱的话,本可用钱赎买,免于受那惨无人道之刑戮。但是家境贫寒,而且人情冷暖,受难后没有朋友伸出援手,借贷无门。这可能对他深思贫富的问题有所触动。不过他没有因此而仇富,而是从全局出发,悟出这么一番道理,肯定“商”的价值和致富之正当性,进而强调通过工商发展经济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发时人所未发,这种胸怀和眼光确非常人所及。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斗室天下”。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最初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一二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其动力是什么?纠错机制怎样起作用?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与以前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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