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资耀华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初版于1993年，以后于2004、2012年相继出第二、第三版，其中第二版更名为《世纪足音》，从第三版又改回原名。现在第四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问世。每一版都有我写的前言与后记。今在此发表第二、三、四版的前言。其他不再赘言。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

 

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

 

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

 

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表，并参加《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历任第二至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等。

 

为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作者引言

 

近些年来，所属单位都要我撰写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还把我列为“抢救史料对象”之一，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

   

撰写回忆录，应当是那些老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革命家等的事。他们过去都有光辉的成就、卓越的功勋，有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济世安民，雄才大略；有的折冲樽俎，不辱使命；有的经天纬地，改造山河。他们一生的经历，确有尚未为人所知的宝贵经验，撰写出来，传之后代，功莫大焉。

 

我则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当然比一般普通的老百姓，还是生活相当优裕，且忝列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但留学回国后，只被聘任当过很短暂一个时期的大学教授，因当时（1926年）教育经费被军费侵吞，教职员普遍欠薪，每月连生活费都成问题，不得不设法投入当时号称“金饭碗”的银行职业。不料一入“豪门”，就成为终身职业，从练习生做起，认认真真地做事，规规矩矩地做人，按部就班，年复一年，蹉跎岁月，深负毕业时导师临别赠言的期望，总是过着有危机感的紧张生活。凡人小事，经历虽多，实无可以撰写的价值。但几十年经历的往事，又历历在目，如走马灯一样，一幕一幕地涌向心头，吹之不散，挥之又来，则又有不能已于言者在焉。

 

（1992年）

 

第二版前言  （资中筠）

 

 

2001年先父去世五周年之际，我在《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追思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始：

 

“今年是先父逝世五周年，五年来，我每想到过去的家，想到父母的一些事，总想写些什么，但是每次开始又放下，似乎笔下有千斤重。首先是自己有无限歉疚感。我是长女，生前很少尽奉养之责，父亲猝然撒手人寰时，我刚好在香港访问，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着，赶回来后，又在遗体告别的前夕出了交通事故，整条腿打了石膏无法移动，结果“父殁丧不临”。终天之恨，夫复何言！”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我的歉疚还不止此。自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我被要求“划清界限”，就有意与家中疏远。即使父亲本人的处境有所起伏，在各种“运动”间隙期间基本上是“团结”对象，还受到某些优待，但是对我来说，直到1979年新时期的到来之前的近30年中，我的“出身”在本单位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包袱从未放下过。这个包袱的轻重随政治气候而变。同在北京，我回家探望的疏密度也因之而异。这期间，我又有几年在国外工作，更是离多聚少。即使见面也不可能“谈心”，很难有什么天伦之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变了，直接影响我家的是可以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逐步地恢复了每个周末在父母家的相聚。但是这时，我又根据自己的志愿调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心只想把失去的年光追回来，在时间上永远觉得不够用，用在老人身上十分吝啬。特别是对父亲写这本回忆录，竟然没有尽任何人子之劳，现在想来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的领域是金融，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的经验，一整套办银行的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内容非常丰富，足资后人借鉴。他的回忆录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如今有些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对这本小书的有关部分十分感兴趣，认为是研究金融史的宝贵资料和线索。如果有心人据此进一步进行史料钩沉和研究，应该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一个极重要的侧面。可惜他开始写时年事已高，越到后来越简单，解放以后的情况更付阙如。这本回忆录他从近90高龄开始到92岁截稿，完全亲笔一字一句书写，连修改后誊清都自己抄。以他的性格，从不会主动提出要别人帮忙，他也早已习惯于不指望女儿们帮他什么忙。我号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意识到这部回忆录的历史意义，也最有条件协助他做这件事。然而，当时一心专注于自己的著述，每个周末回家只见他在书房伏案，没有关心过问。等书出来之后，才感到前繁后简，是因为他已精力不济，还可能思想有所顾虑，我原来至少是可以提些意见的。他一向不事张扬，自己命名此书为《凡人小事八十年》也可见他的心态。而初版之时，我对出版界尚无多少了解，对这本书的价值和应该达到的影响完全没有过问，只被动地出席了一次很少人参加的首发式。事后才想起，他作为金融学会副会长，竟然没有经济和金融学界的学者参加。总之这件事于私于公都令我感到无限遗憾和悔恨。见到许多同辈对其先人的事迹、著述精心收集、整理、发表，克尽厥责，实在自愧不如。

 

现在，他作为湘人，此书终于能够在湖南的出版社重新出版，令人欣慰。我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记忆所及补记一些自己直接感受和间接了解的情况。但是这也有很大局限性。第一，因为从我儿时起，父亲在家就是寡言少语，少有直接交流，我所知道的情况率多是从母亲口中间接得到；第二，文革浩劫中所有过去的文献、书信、照片都付之一炬，了无痕迹。现在我能见到的他的笔记本和手迹不是开会时领导人报告的记录，就是历次运动的“交代”材料底稿；第三，我没有条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例如他在每次政协开会时提过哪些提案，还有他在“三反五反”中的罪名和后来落实政策的结论等等。第四，我本人对金融完全外行，无法涉及他一生事业的核心——金融思想。

 

关于最后一点，其实是本书重印的最大意义所在。我虽外行，在仔细重读之下，也能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金融史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是非亲历者写不出的。最早发现此书的意义的是南开大学冯承柏教授，他在1997年题为“天津金融文化”一文中就专门以资耀华的经验和思想为例。今征得作者同意，将有关段落附在书后。另外，沪上沈建中先生曾在父亲去世前半年为其摄影，因而结识，深为其人格所感动。沈君在银行界供职，故而是以内行的眼光读此书，更深入地体会其价值。他在本书重印之际以业余时间查阅了许多有关上海银行的档案，探微钩沉，提供了宝贵的补充和旁证，更加凸显本书作者经历的历史价值。有些作者记忆有误的年代和数字也经他依据文献资料予以更正。他的文章附在最后。实际上他所挖掘的史料和可以发挥的论证远不是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所能容纳。他有志于研究这一段历史，期待今后进一步写出佳作。

 

我和妹妹们所能写的也只能是零散的记忆片断，故称为“残缺的追忆”。我觉得先母童益君也是不平凡的女性，我欠她尤多。所以借此机会对她的事迹作一追述。从我们的独特角度却可以体验到父母亲的为人和立身处世的特点，同时从我的家史也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本书的意义超越了私人叙事，当不为过。

 

（2004年）

 

 

（2004年）

 

第三版前言

 

 

以上写于2004年本书第二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际，当时更名为《世纪足音-一位金融学家的自述》。现在三联书店出第三版，选择了回到原来的书名：《凡人小事八十年》。如今距离此书初版已17年，作者作古已16年。我个人、家庭、中国与世界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期间，我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了父亲的老家，亦即书中所写的湖南耒阳县田家铺、资家坳。我第一次“寻根”，本想悄悄地看一下，却惊动了当地父老乡亲，受到意想不到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而且那里所有的人真的都姓资。我在惊喜之余，却又感到失望，因为那里因开煤矿，不但污染严重，而且地层严重破坏，昔日的“资家坳”本是一小山丘，现已完全塌陷，荡然无存，只留下一棵麻油树作纪念。至于书中所描绘那鸟语花香的境界早已面目全非。当地不是煤老板，就是煤矿工，从住房情况看，贫富悬殊十分明显。实际上豪宅的主人已搬进城里住，因为这里地基不稳，房屋已开始裂缝。当地居民也为地貌的前景发愁，见我是“北京来的”，就要我为他们呼吁，让领导来管管，设法解决，否则前景不堪设想。我又能如何？听说煤矿的收入占湖南省GDP相当大的比例，能停得下来吗？父亲在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家乡蕴藏的优质煤矿，自己还没有开采，已引起日本的注意。现在大规模开采了，却造成这样的环境灾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与自然的关系何时能理顺？主管当局又如何摆正人与物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这本书尽管已是第三版，我感到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一定的意义。除了作为那一代人的风貌的一种见证外，其特殊意义在于传递了上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金融创业的一个具体例证。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中涌现出了大量从各个角度追忆民国时代的作品。对那个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人、艺术家等等都挖掘出新的史料以及一些知名度不大而卓有贡献的人物。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图景。实业、金融界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比起政治、思想、知识界的人物来，对民国时期经济界的人物和事迹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挖掘。因为经济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方面的现代化，在民国时期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民国的衰败与这方面的弱点也不无关系。本书提到了许多人，例如黄炎培、冷御秋的职业教育（我母亲也是受益者）、范旭东、宋斐卿等的民族工业，以及他本人追随陈光甫的金融业，书中都叙述很简单，有的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每一个人，每一段简述，后面都有极为丰富的故事。这本书只是一个人的经历，叙述也比较简单，但有心者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一个特定时期的民族工商业的奋斗、成功和挫折于一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我见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各抒己见，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知道如果父亲在，他会持何看法，会提出什么建议。如这本书中简单提到，他于1933年赴美留学时亲自见证了大萧条后的情况以及罗斯福的“新政”，并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可惜这个报告今在何处，我无力查考。应该说，在上世纪30-40年代，他们这一批“经济界人士”无论在工还是在商，从事实业还是金融，都是在时代的前沿。有金融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人们以为是“新事物”的一些做法，其实这本书中已经提到。长期被忘却忽略后，现在又当做“创新”提出来。这种现象绝非限于金融领域。在百年走向现代的探索过程中，多少先人已经铺就的道路被后人所忽视，另走“新的”弯路，甚至毁掉旧路。我想从事近代史的研究者对此体会最深。

 

书中的照片对第一版有不少添增，对第二版也有几张新加进的，包括我于2011年访日时重访父亲当年留学的京都大学，并在他就读的“经济部”所在大楼前留影。事隔将近百年，那所大学的建筑、校园风貌却基本依旧。另外，三联的责任编辑杨乐女士主动搜寻了几幅老照片，特别是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照片，弥足珍贵。

 

日本京都大学经济部楼前  1985年资中筠专访父亲留学处 

 

不论是题为《凡人小事八十年》还是题为《世纪足音》，这本书都是一滴水，从中见证一个时代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沉浮。如今再次重版，也许可以汇入方兴未艾的对民国史发微知著的热潮。

 

又识，2012年4月

 

第四版前言

 

先父的回忆录《凡人小事八十年》第四版即将付梓。离初版1993年已有24年，离作者去世（1996年）也已21年。尽管这绝不是一本畅销书，但能够一再重版，说明对于几代读者来说，还有一定的价值。这是一位老人从90岁到92岁自己爬格子一笔一划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人帮忙，甚至读初稿，提意见，或帮助誊抄都没有。我在前几版中已表达了我的愧疚……。

 

除编辑性的错别字或标点外，我无权增改一字。书名为“凡人小事”，其实他前半生的经历是很不平凡的。本书在简单的叙述中包含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实，如果在写作时有人提醒，提问，是可以挖掘出更多丰富的史料的。而我应该是最有可能对此有所协助的，但现在已成终天之恨。不论如何，就现在的文本，对于有兴趣了解那一段近代史，特别是金融史的读者还是可以提供不少故事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线索。

 

此书前详后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许多情况都一笔带过，或者完全略去。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对此表示不满和批评。我理解，一方面可能老人到后来精力不济，草草收场；同时也不能排除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思想仍有诸多禁忌。这些，已经无从对证，只能留此遗憾。

 

这一版比以前增加的新内容是在原来的附录外又收入三篇书评，傅国涌、陈彩虹两位先生的是较早发表的，前几版没有收入。沈建中先生的第二篇《他从海光中走出来》是近年发表的（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5月18日）。沈君最早拜访先父，为其摄影，收入世纪之交出版的《世纪肖像》影集。他在银行界工作，对历史有偏好，同时又对金融业是内行，所以对先父的经历和金融思想的价值有我所不及的深刻了解和评价。他近几年用业余的时间，凭一己之力，居然在图书馆档案中查到先父二、三十年代的许多文章著作，这是他自己从未提起，家人都不知道的。《他从海光中走出来》一文就是在查到这些资料后所写，所以有特殊意义。沈君表示有意在繁忙的本业工作之余，尽量拨出时间将新发现的资耀华文章著作整理出来，汇集成书。此事非沈君莫属，我作为后人只有无限感激，并期待其完成。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