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199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

 

文 | 陈乐民 资中筠

 

两年前，宗璞六十岁生日，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她：

 

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

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

 

宗璞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里写道：“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因不少朋友不喜此名，现改为《野葫芦引》。”

 

冯先生的上联特别有味道，宗璞这部小说(四卷中的第一卷)的特色也恰在于那淡雅而又深邃的“文心”。

 

有些小说以情节胜，《南渡记》同样不乏引人入胜的情节。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下两点：小说写的是“史”，  虽然二、三、四卷还没有出，但“四卷写沧桑”，全书必是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校南迁史，原书名的“双城”显即北京和昆明。此其一。第二是书里有那么多前一辈知识分子，再现了他们在民族命运垂危时的风貌、谈吐、举止。那一代知识分子一般不大会说好些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爱得真挚、深切。像本书里写的，“大家虽都谨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而且不该躲避。”(宗璞《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6页)。明仑大学(它的原型想来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的想法是：“我辈书生，为先觉者。”(《南渡记》第7页)孟樾有一个温馨的家，“让人心里熨贴”：一位知书识礼的夫人碧初，相当有教养、带着灵气的两女一子。那书房颇叫我辈书生羡慕：一排排书柜，一张大写字台，一堆堆书稿，小长桌上的几方“墨海”，墙上的大字对联。那副对联，每个字一尺见方，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无人我相，见天地心”。孟樾时不时地对着这几个字默坐半晌。那时他正在构思他的《中国史探》。这几个字也许正是“史探”要达到的天地混一的境界，是历史，也是哲学。这一切都何等雅气、何等幽静呵！然而，孟樾的心境却远不是这样平和，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看着这一切，孟樾喟然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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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先生兼着教务长，他此刻的主要任务就是迁校，校务会议已经决定了，孟樾忙着操持一切。“中国好在地方大，到危急时候，衣冠南渡，偏安江左，总能抵挡一阵。”话虽只有这么几句，烘托这几句话的时代背景却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对作者说，看过这本《南渡记》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的“史”，把那个民族命运系于一线的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和心态表现出来了。她似乎认可了这种看法，以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表现了历史性的东西。

 

我们常想，中国读书人的一个突出品质，或说优点，就是他们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他们特别讲人的气节，民族的气节，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全名节是件刻骨铭心的事。在他们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个人气节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精神。作者定是把孟樾当作代表人物来写的，孟为人平和通达，既有学识，又能做实际行政工作，是那个时代的很典型的系主任——系主任首先必须是学通中西的学人，行政工作是第二位的。

 

书里那位吕老太爷特别使人产生好感。一次，吕老人拿起床边的一本《昭明文选》，说庾信的《哀江南赋》现在看感受不大相同了；“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为人不能再见故国，活着有什么意思！亲人们发现他不只咳嗽厉害，有时夜里还大声哭，说要下地练拳。“碧初知是南京陷落之故，心里酸痛”。(《南渡记》第175页)作者喜欢淡淡地表现浓浓的感情，此是一例。

 

吕老人拒绝缪东惠劝诱老人出任伪职的几段很是精彩，直如一曲正气歌。搬上舞台一定会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你看，缪东惠声调抑扬顿挫地劝吕老人学作冯道，说了一番“我们是幸而亡国，不幸就要灭种”之类的鬼话。老人听罢表情格外镇静，哈哈一笑说：“我无文才武略，怎比得古人！”老人没有力气拍案而起，心里反觉平静，目光又有些茫然。接下去，老人微笑，端起茶杯举了举，意思是送客。缪无趣而去。家人料想老人定会把缪某人痛骂一阵，但只见老人取下墙上挂着的龙吞虎靠镌镂云的宝剑，说：“可怜这剑只挂在墙上。”然后惨然一笑：“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南渡记》第207页)平静之极，平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平静中含着愤怒和仇恨。倘有谁把这一段改编为昆曲，让侯永奎样的名家扮演吕非清，一定十分精彩，十分悲壮。

 

相比之下，凌京尧就活得太窝囊了。这类知识分子也见得不少，又学洋文，又是京戏迷；有些正义感，又每每意志颓唐——是一种提不起来的旧书生。可是，他良知未泯，所以当日本人罗致他任伪职时，起初不肯，还因此备受酷刑，后来终于受不住皮肉之苦，没有坚持下去，怯懦地当了日伪“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和震撼。我们不打算宽恕这种人，但也有些可怜他。他的女儿雪妍离他而去的几段，写得回肠荡气。对于这类情节，有一种惯常的写法，就是让雪妍干干脆脆地同他划清了界线，把他痛斥一顿。这里没有这样，只着意写了她决意“脱离父女关系”时的内心苦闷、矛盾和痛苦。窃以为这样写真实得多，是那个时代的不少这类青年学生必定会有的“思想斗争”。将来雪妍有一天被批判为对反动家庭怀有“温情主义”的“小资”情调，是不奇怪的。雪妍终究走了，这是书文最后几页的内容。雪妍离去的情景是凄然的，不过显然怀着希望。她的命运怎样，下卷里当然会有。

 

碧初那样的“教授夫人”，我们也感到不陌生。那时学生管教授夫人都叫“师母”。师母多出自书香门第，或本人也是教授。碧初这类师母是“高级家庭妇女”，一家的“内阁总理”。她们都很有独立的人格，并非“红袖添香”之属。那个时候每班学生人数不多，辅导课时时在先生家里上。每当这种时候，师母就备些小吃，款待学生。如果师母是广东人，则一小碗精致的“鱼生粥”是少不了的。闲谈时，师母常是在座的，谈吐同样不俗，每每出口成章，有时调侃一下丈夫的“迂”，那是“其词若有憾焉”……书中的碧初就是这样的“师母”。《南渡记》中以碧初写的最像，比孟樾更像。也许孟樾在首卷还来不及充分展现他的举止言笑和内心世界。

 

显然，书中人物，至少孟樾这家人，是有所本的。这“本”就在冯家。从孟樾，使人想到冯先生；从碧初，使人想到冯夫人。这并不只是因为许多情节与《三松堂自序》中的叙述吻合，也不能同冯家的人勉强对号，而是人的“气质”特别像，家庭的气氛、包括生活习惯，都像。尤其是看到孟樾面对的那副对联“无人我相，见天地心”时，不由得会引起联想：这不就是冯先生吗？

 

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北京城，读来心痛！这是沥血的历史。芦沟桥事变那年，我们都已记事了，书里写的不少事还有印象。例如销毁“禁书”，有些书成本成套地烧，有些书则用墨笔把有违碍的字、句或段涂抹掉，来查的日伪警察或保甲长只要看不见那些碍眼的字句，一般就不多管了。大人领着孩子用墨笔涂抹的情形至今还依稀记得。再如学校里来了日本“教官”，强迫学日语。学生们大都消极应付，孩子们自己不大懂得，多是受父母的影响。峨放学回家途中在日本兵刺刀下穿过、小学生被勒令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之类的事，都听说过。想起“亡国奴”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这种日子虽说一去不复返了，但却是不应该从记忆中抹掉的。

 

这本小说还有些民俗学的意义。有些描写可以把读者带回到那时的北京：盛夏时节的送冰人，送牛奶的，送菜的，卖南点的货担挑……什刹海的样子早已大变了，夏日骄阳下的荷香依旧，岸边的小卖则已非旧观。书里写的荷叶肉、冰碗儿、鲜菱角、鸡头米……现在的年轻人怕只听大人说过。

 

宗璞以散文见长，她的散文又以淡雅称，这是她的风格。明人王锡爵曾说归有光的文章“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要在自然天成，要在“无意于感人”。宗璞的许多篇什都在这上面下功夫。不把话说满，不把形容词用绝，总留点什么给读者去玩味。汪曾棋说过，一部好作品该是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去完成的。书中有些情景，诸如柳夫人举办独唱音乐会为抗战募捐、学生到前线慰劳抗战士兵、碧初在城里见到的日军暴行、南渡海途中的惊涛险浪，等等，尽管笔法有变，终不失作者不火不恨的本色。这是一个美学问题，夸饰和含蓄都可以是美的。前者可能痛快淋漓，后者可能清新细致。作者显属意于后者。

 

宗璞幼承家学，对书香有着特殊的偏好。由于她极其熟悉她在其中成长的生活圈子，写起来特别驾轻就熟，也很有味道。本来写东西首先就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书中颇有些写文事的篇幅，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里只举一例：孟樾到达云南龟色建立临时学校期间写完了《中国史探》。一天，他把书稿送交印刷作坊老板，之后，老板向他兜售一方好砚台。此处有一段精心的描写：

 

……打开匣子，露出一块椭圆形的砚台，一边微有压腰，砚石纹理细腻，上端有一个乳白色圆点，圆点中又有一点淡青，衬着这圆点，镂出几缕流云，云下面雕出个蓄水小池。摸起来只觉光滑如婴儿肌肤，若磨起来，必然温润出墨无疑了。

 

“好砚台！”弗之(孟樾)捧着这砚，不由得赞叹。

 

老板让他翻过来看看砚背上的铭文：

 

弗之翻过砚台，见后面刻着几行小字，字迹秀丽，刻的是：“巧匠如神，斲兹山骨。雨根乎云，唯尤嘘其泽；水取诸月，故蟾舍其魄。方一滴于金壶兮，恍源淖而委汐，乃载试臣渝麋兮，用浮津而辉液。媿余磨之未抵夫穿兮，犹得摩挲以当连城之拱璧。”最后刻着：“蛟门为莲身先生勒铭。”莲身必是砚主了。蛟门是谁？弗之稍一沉吟，想起这是康熙年间进士汪懋洪的别号，其诗词书法俱称于世，无怪字迹这样飘逸潇洒。那么这砚至少已有三百余年了。再看砚匣，边上有四个中楷，“蛟门铭研”；几处闲章，一作“三昧”，一作“雪缘”，一作“商鼎汉樽之品”，有小字云：“莲身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月得此砚于昆明，温润绝伦，间为妙品，名为烘云托月。”署名邹清，看来这邹某得砚台后，专作此匣保护。

 

弗之看了，不觉感慨道：“这样为主人钟爱之物，怎么流落出来！”老板说：“此砚当前主人衣食不周，想脱手，要求个明主，也是宝剑归于勇士之意。”“主人什么人？”“不必提起。”

 

弗之便不再问，说好售价五十元，这是一笔大数目了，……(《南渡记》第260-261页)

 

读至此，不禁赞叹，亏得宗璞笔法，竟是一段明清小说，把这桩文人轶事记录下来。此时若有人责怪说：那是什么年月，还容得如许闲情逸致，摆弄这些玩艺儿，起码是玩物丧志！那就太煞风景了。殊不知，那种“静”正反衬了那时的“乱”，反衬了那个使人憎恨的离乱乖戾之世。这些写法，在中国古文学中不鲜见。当然不可否认，这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古文化的痴迷，只有爱成了习惯的人，才会不惜笔墨写出这几段精雕细刻的文字来。刘彦和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大概正是作者“文心”之所在。这“文心”已传“三世”，但愿能再传下去。能不能呢？

 

当然，对于在清华园读过几年书的年过花甲的人来说，明仑大学校园还不免时时唤起对清华园的回忆。“方壶”、“圆甑”使人想到工字厅、圆顶礼堂，还有“水木清华”那潭清水，掩映于疏密相间的树丛之中的新林院……今日清华大学比那时排场得多了，宽敞得多了；但是清华之于我们，仍是那块使人神驰的旧地。转眼间，四十来年过去了。如今看到那些教授楼多已破旧不堪，昔日师生谈诗论文的雅趣已成陈迹，思之不免黯然。

 

拉杂地写来写去，不见有什么启承转合的章法。忽然想到这里有没有人们批评的溢美之词呢？想了想，觉得没有。这里不过写了些读后印象，都是动笔时一下子跳进脑子里来的。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一重名节，二好文墨。这两件，这本书里恰恰都有，而且同当时的大时代结合得很自然。写抗日战争的小说不少，写这类知识分子(如今常简称为“高知”！)在救亡中的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似不多见。

 

俞平伯先生在什么地方说过：“文心之细，细如牛毛；文事之难，难于累卵。”揆诸“文心”、“文事”两端，《南渡记》都该拿个好分数。以后的几卷，定会看到更多的“高知”。似乎也该写写他们的幽默感；这在《南渡记》似嫌少了些。

 

这是一本有书卷气的小说，难免曲高和寡。不过这种格调的书在目前印数五千已经不错了。只是在北京的各类书店里根本看不到它的影子，不知都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