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戎策”与“种树书”

——中国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

 

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象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乱世。政权更递之频繁，使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险，就是在本朝，宗室夺权也很激烈，一不小心就“站错队”。

 

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

 

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

 

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悄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

 

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倍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

 

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体的刘伶（这倒可以为“西学东源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

 

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唯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决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

 

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

 

谢安

 

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

 

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递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眺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召祸，但有的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时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保身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高士”、“逸民”，与王莽夺权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功夫软硬兼施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忠臣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戮。

 

就说李固，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寒心？因此才会出现一批真心诚意坚决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藐视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

 

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决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

 

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考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一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企图遇到慧眼识英才，一举登上天子堂，然后大展鸿图，得成大业。

 

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象《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官场政治，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官场晋升想得太简单、太公平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举还长。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丰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路。

 

李白

 

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政治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是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就梦想破灭。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诏”三年，曾有过皇帝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治国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宗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体会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杜甫刺杨家权势炙手可热的《丽人行》与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这里无意对李、杜诗作全面比较）。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还比这尊重些。

 

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皇帝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仕途险恶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当道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还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宗室夺权的牺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不悟。

 

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扣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地步！他到晚年哀叹：“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实在有椎心泣血之痛，关键就在于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后的希望（或幻想）中——投奔李光弼的路上的。执着如此，令人掷笔三叹：呜呼谪仙，执迷俗缘，蒙尘忍辱，长歌当哭，情可悯兮为君惜，何其痴兮不可及！

 

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被贬过的大约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得汉文帝亲自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那么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过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

 

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赏识。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政见的是非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妥协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于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脱，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出”“处”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沦丧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宗，真是命运的讽刺，也再次证明才智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

 

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执着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被迫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痛苦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就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才小用，认真造福百姓，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精神的解脱，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超脱。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从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研”，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皇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象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独立研究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对人类作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

 

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大意）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黑暗的官场政治斗争。何况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政见大半不会是歌功颂德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

 

况乱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路，一种解脱，在无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人格的尊严。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路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承，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儒家那里也还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倡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

 

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粱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之句，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

 

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好事之徒寻章摘句告密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锢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不能自已，摆脱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味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亦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

 

但是假设（当然只能是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扣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该怎么算？噫嘻！?（1997年）

 

（本文选自资中筠自选集之《士人风骨》）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