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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国格孰先?

这是一篇旧文, 距今已有18年。现在企业老板逼员工全体下跪之事,似乎不再听说,不过其他侮辱性的惩罚还是不断有所闻。某种程度上,工人的维权意识和行动正在增长,这是社会的进步。不过下跪有形体的,还有精神上的,而且绝不止于无权无势的劳动者。在一些事关国运的大事中,多少重责在身的肉食者衮衮诸公,在精神上集体下跪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靠媒体、影视对外攘臂显威掩盖不了的。——资中筠
 
记得过去曾看到一则消息,某地有一家工厂的外国老板不知何故被触怒,竟罚全体员工(多为外地民工)下跪,只有一人宁愿被开除也不肯下跪(大意如此,细节记不清了)。于是报纸纷纷报道,文章大多做在赞扬这位工人维护了“国格”上,说明中国人是不可侮的。我当时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假如那老板是中国同胞呢?那工人的行为是不是就意义不那么重大了?媒体还会给予这样的关注吗?这件事并非孤立的,媒体处理的方式也颇有代表性,引发出许多思考,当时没有整理成章,现在仍感到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问题之一:这种逼人下跪的事与国籍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中国老板,就可以容忍吗?就不用反抗了吗?那民工拒绝了,是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他被开除了,因此他的劳动权仍然受到了侵犯,老板还是得逞了。当一个民工只能牺牲劳动权来维护自己的起码的人格(不论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时,实在看不出“国格”得到了怎样的维护和伸张。
 
问题之二:这位民工的行为值得大书而特书,是因为只有他一人拒绝,其余的人全屈服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是“爱国”觉悟不够高吗?按照维护“国格”的逻辑,他们应该认识到,那是与洋人打交道,一举一动代表国家尊严,所以尽管背井离乡出来谋生,也应为了国格而牺牲饭碗。他们可能这样思维吗?
 
另一方面,国家有《劳动法》,他们原来是有权既拒绝受辱又保住饭碗的,他们知道吗?即使听说过,实际上在受害之后,可以向哪里去告,又由谁来为他们伸张公道,维护权利,他们心中有数吗?感到有依靠吗?就是那名因拒绝下跪而被开除的工人,后来还是别处向他伸出同情之手,雇用了他。原来的老板并没有被迫改正错误,重新接受他,也没听说受到了什么惩罚,至少没有追踪报道。
 
问题之三:那为数众多的民工原来在家乡是在怎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在家长、村长以及一切比自己有权威的人面前是否习惯于人格得到尊重?还是经常被打骂、侮辱,不以为怪?他们是否接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是否意识到每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也有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
 
从目前广大农村的情况看,恐怕个人尊严得到尊重,个人权利有以维护的境界还不是普遍的。那么,出门打工,受气、受辱,也许并不如我们坐在书斋中感到的那么反常而不可容忍。
 
“士可杀,不可辱”,那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对于食不果腹、“天高皇帝远”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种精神奢侈。他们被迫鬻妻卖女时,如果遵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怕只有饿死或自杀了。这也可算是“礼不下庶人”。(当然,在君主专制下士大夫也未必能免于受辱,“失节”云云也是精神奴役的枷锁,那是另一范畴的问题)。
 
现在,解放了,当然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大老百姓离真正的精神解放还有相当长的路。在相当多的百姓日常生活中人格没有受尊重的习惯之前,要求他们维护“国格”,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星星点点消息来看,外出的民工也好,留在本乡的农民也好,权利受到这样那样侵犯、人格受到程度不同的侮辱的还不是个别情况。加害者多为同胞而非洋人。宣传的角度似乎只是以简单的揭露为主,很少像上面这个案例那样从鼓励受害者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出发。是不是只要不是受洋人的气,人格就不重要了呢?
 
记得还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禁毒题材的电视剧,但其中有一场我认为是败笔的情节:一位正直、有理想的归国博士致力于一种反毒药品的实验,却不幸受骗上当,其成果竟被贩毒集团利用来研制冰毒。在发现这一事实后,他痛心疾首之余,没有逃往国外,而是毅然决然去自首并检举,使公安部门得以一举破获毒品集团,而他自己也入狱服刑。到此为止本来已经很圆满了,但是剧作者画蛇添足地安排了一幕这位博士在走向牢房的途中邂逅被押解的毒枭的一次对话。那毒枭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位博士在西方留过学还这么理想主义,引发出后者长篇激昂慷慨的自白。
 
我原以为作者给他一个机会痛斥毒品之危害人类,贩毒之伤天害理。岂知不然,却只见他诉说自己初到国外时如何受洋人歧视、蔑视,因而下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云云。姑不论两名罪犯相遇进行长篇对话本身违反司法管理规则,难道一个正直、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国外受过洋人的气,才能激发出动力来检举贩毒集团吗?如果他碰巧留学生活顺利,遇到好导师、好同学,在国外经历很愉快(这种情况在留学生中也不鲜见),是否就削弱了自首、检举的决心,有可能溜到国外呢?
 
无端赋予他这样一种“爱国”觉悟,不但牵强,而且实际降低了作为纯粹的“人”的良知和品格。特别是与毒品作斗争已是国际合作的主题之一,那博士果真逃到国外,按情理应作为国际刑警的通缉犯,迟早要给逮捕引渡回来的,那就怪不得人家“歧视”了。
 
此类论调在宣传报道和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似乎也有些公式化了。国人有一种习惯的思维(至少宣传的主调是这样),一切动力都来自反抗外来压迫,否则就失去了“崇高”的依据。其实有些问题与“国格”有关,大量的却是无关的。须知真正一举一动都应该代表“国格”的是外交官,那也只是在职位上的时候。对于普通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提高“人格”觉悟,理直气壮地呼唤“人”的良知,知道什么是人人平等拥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懂得维护自己的并且尊重他人的。果真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总体“人格”提高了,在世人眼里“国格”自然也提高一步。
 
我爱我家,我爱我国,不但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而且因为它是保护我的人格和权利的最后依靠。每个人都有心为除恶扬善,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而贡献一分力量,这是民心正常的表现,本来不需要靠洋人压出来的。
 
(首发于2000年)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最初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一二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其动力是什么?纠错机制怎样起作用?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与以前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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