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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乐故乡是天津

2018年3月3-4日,我有天津之行。一是参加天津成人钢琴学会主办的一场以钢琴为主的音乐会,演奏了几个曲目。一是在天津天泽书店讲话,主要讲我与天津的音乐缘。现发出讲话现场录音稿。讲话较长,有些内容过去发表过,而且《有琴一张》书中也有详述,为节省读者时间,有所删节。问答环节也是摘录。

——资中筠

很高兴,这次在天津跟大家见面。承蒙天泽书店邀请,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在天津的音乐生活。

由于在各个城市到处走,我基本上没有故乡观念。要求填表时,原籍填父亲的出生地湖南,我母亲的出生地是浙江德清县。我生在上海,长在天津,小学到高中毕业,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当中因天津水灾,避难上海,小学五六年级在上海上,初一又回天津)。大学就到了北京,从此长住北京,所以,绝大部分生活是在北京。

假如有人问,你的故乡是哪儿?我好像说不出来。但是,现在讲到音乐生活,我想,我的音乐故乡应该算是天津。因为我的学习,包括与钢琴结缘,都与天津分不开。在我青少年时,天津是音乐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初中一年级开始,家里把我送到刘金定老师那里开始学琴。

我到北京后,很多年没有回过天津。第一次回来,大约1967年或1968年,军代表进驻我们单位,组织到天津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天津有一个叫“三条石”的地方,有好多工厂,被认为是过去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地方,因此来此进行阶级教育,有老工人诉苦,等等。多年后,我才知道三条石有一个工业博物馆,记录了天津作为中国机械工业最早发祥地之一的历史。

我记得,那次“教育”中还有批判东亚毛纺厂为“文明监狱”,因为它对工人太好了。东亚在上世纪40年代就实行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现代化管理,工人的福利比较高,还开办了东亚小学,职工子弟可以免费上学,等等。但是根据那个年月的逻辑,这些“文明”的举措是瓦解工人的阶级斗志。我在中午休息时非常想看看母校和旧居,但是没有敢,“怀旧”也会是罪状一条。

再次回来,就是改革开放后了。有一次是耀华学校成立80周年纪念,我们老校友都回来了,我还在赵校长的雕像前留了影。有几次是参加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学术活动。开始回天津参加音乐活动,是从2012年,被靳凯华老师“忽悠”来的,这以后再讲。

在赵校长的雕像前留影

为什么当时天津音乐活动丰富呢?略微讲一点历史背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后签订《北京条约》,清朝被迫开放了天津,很多国家在此设立了租界。天津曾是租界最多的一个地方,不过时间比较短,很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撤了,如德、奥、俄。我在天津时,主要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和意租界,其中建设得比较好的是英租界,耀华学校原来是英国工部局建立的,后来中国人接管了,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中国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的私立学校了。

当时的天津,对于全国来说,是仅次于上海的最先进、最开放、最发达的城市。现在说北、上、广、深,好像就没有天津的份儿。而那个年代,它可比北平发达得多,北平是一个文化故都。从发展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开放程度来说,那时天津是在前沿。它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

首先是民族工商业非常发达。过去有很多东西都叫“洋”什么,比如洋火、洋灰、洋油等,都是外国进口,中国人自己不会造。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一部分在上海,武汉有一些,一部分则在天津。许多“洋”货就国产了,逐渐去掉“洋”字。举例来讲,范旭东先生建立了第一家自主造碱的化工企业——永利化工厂。再比如说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水泥的公司,我相信天津很多老人都会知道。“洋灰”是什么?就是洋人制造的灰,现在叫水泥。还比如说,仁立地毯,这是1949年之后能够出口的最好的东西之一。中国特有的工艺织出的花纹是立体的,不像波斯地毯是平面的。仁立地毯公司就在天津,北平有分公司。还有刚才提到的东亚毛纺厂。我记得,小时候毛纺织品,毛料、毛线等都是英国进口的,毛线最有名的是英国蜜蜂牌的。民族企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建立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叫抵羊牌。商标图案是两个羊的角相对顶着。这个商标也有抵制洋货的意思,就是要跟英国人争市场,而且相当成功。到40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已经赶上蜜蜂牌的了,1949年之前,已经占领了相当一部分市场。我记得小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抵羊牌毛线织的。刚才讲的,东亚也引入了当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工人权益有一定保障。其他还有纺织工业等等,不胜枚举。刚才讲的三条石那个地方,实际上是最早的从简单到比较复杂的机械工业基地。

另外一方面,金融也很发达。除了当时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国立银行之外,私立银行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就开到天津来了,而且上海的总行在天津开设分行,像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我父亲到天津来,就是被派来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的。那些是有别于旧式钱庄的现代银行。金融业就是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小时候,我家里同仁立、东亚等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职工都有关系,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家庭之间建立了友谊。

卢沟桥事变以后,太平洋战争之前,即1937年到1941年底的几年里,日本侵略势力进不了英租界和法租界。在英法租界的保护之下,东亚毛纺厂等企业没有或者较少受到日本的干扰,发展得相当好。鲁迅时代的文人经常讲到上海的“孤岛时期”。所谓“孤岛时期”,也就是这个时候,虽然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城市,却进不了租界,文化、新闻各方面就像在孤岛上发展。当时天津也是这样的情况。

除了民族工商业,大学、中学教育也很有名,如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开始发展。文化、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虽然不是特别富,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某种文化精英阶层,是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实际上很多企业家,或高管都是海归。他们重视子女教育,追求文化生活。

另外,天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洋军阀的下台政客,很多在天津造房居住,像袁世凯、曹汝霖等。还有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后,就跑到天津来了。他们本人已经不在了,但后代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层。我记得,在当时的耀华学校,有很多像袁世凯的孙女、曹汝霖的外孙女等没落官僚的后代。这些阶层家里的孩子也常常会学一些乐器,女孩子学钢琴的比较多。

那时教琴、音乐、外语、舞蹈等的私人老师,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白俄,是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中国来的俄国贵族后裔;一种是德国犹太人,是受希特勒压迫逃亡出来的。这两种人文化水平较高。他们能够利用他们的文化来谋生。调琴师也是外国人,到我家来调琴的就是一个很老的白俄老头。后来我意识到,这些不幸者客观上搭建了文化艺术的桥梁,把西方比较优秀的艺术和文化带到了中国。当然,中国有外国租界也从不幸的遭遇开始,但是客观上成为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场所。

还有另外一些人把文化带入中国,像司徒雷登这样非常热爱中国的教育家。他创办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有音乐系,我的老师刘金定就是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的,所以,我间接受益于燕京大学,当然,我也上了一年燕京大学,但是我没上音乐系,后来我转到了清华。我认为,一方面是这些不幸的俄国人和德国人,把文化带到了中国来。另外一方面,也有热心的外国教育家把文化带到中国来。那时候专门有音乐系的大学很少,除了燕京大学,可能上海还有,另外就是师范院校里的音乐专业等。

我们知道的,曾经在天津生活或者活动的音乐名人,比如赵元任先生,写过《回忆天津的情况》。还有,李叔同,即弘一法师,音乐也是他的一项才华,他也曾在天津生活过。

现在就讲到了我的老师刘金定先生。刘金定先生与张肖虎先生是中国人中最早的私人钢琴老师,并且教得很有成绩,很有口碑。当时中国的家长一般比较相信外国老师。我很幸运,母亲不崇洋,经人介绍把我带到刘金定先生那里,而且中国老师的学费比外国老师低一点。我跟刘金定先生学了六年的琴,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得益非常之多。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具有音乐天赋,从未想过音乐可以作为专业,父母也没想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也不逼着我去学,就是一种修养,而且,我也挺喜欢。我碰到了一位好老师,她循循善诱,把我的兴趣一点儿一点儿地培养了出来,而且事半功倍。我练琴时间很少,不像有些小孩一天练好几个小时。我放学回来练一个钟头,甚至不到,一个钟头做家庭作业。一个礼拜回一次琴,留一些曲目回来练,然后再回琴,就这么过了六年。

刘先生的口碑越来越好,学生越来越多。现场在座的靳凯华老师也是她的学生,她比我小一些。她很有天赋,曾经因家道中落交不起学费,中断学琴。刘先生知道后,认为这样的孩子不学太可惜了,就主动免费教她。后来靳凯华果然成才。这个故事靳老师自己讲过,可能不少天津的朋友知道。刘先生特别会教课。那时没有考级这类的事情,作为一种激励的机制,隔一年,她就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开一个小型音乐会,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从初学到比较深的都有。借一个房子稍微大一点的家长的客厅作为演奏会地点,把家长都请来,每个人都得上去表演。既然是上去表演,就得弹好,不能出错。大家很有兴趣。有时,刘先生和张肖虎先生的学生一起开音乐会。张肖虎先生和刘金定先生当时在中国人里,已经有一定名望,大家都愿意来。

刘先生家是美国老华侨,生在美国。她父亲被美国的公司派到中国来做高管。什么公司呢?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平安电影院蹭电影看。但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跟日本打起来了,跟美国的经济关系断了,她父亲的工资汇不过来,家里没有了经济收入。于是,全家生活就靠先生教琴。刘先生的学生排得很满很满。她住在小白楼,我从家里骑车去学琴,在客厅里等前面的学生出来了再进去,然后又有学生等着了。

我很佩服刘先生,她靠教琴一个人担负了全家的生活,把三个弟妹都供到考上大学,而且跟学生家长的关系都非常好。她最小的弟妹一对双胞胎,都上耀华,与我同年级。弟弟刘畅标是她亲自教的,后来也毕业于燕京音乐系,支援大西北,到西安音乐学院,退休前是那里的钢琴系主任。

在天津,来表演的名家很多,比如,我听过的,沈湘、张权等。我不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名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权还复出登台过,与天津的李光曦一起唱《茶花女》。我记得,四十年代张权来演出时海报贴到我们校园里,说是花腔女高音,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高音还有叫花腔的,还有同学看错了,说是花脸女高音,这个我印象很深。那时候觉得她唱得棒极了,还有弹钢琴的吴乐懿。吴乐懿先生比周广仁先生还要早一点。吴乐懿弹《弄臣》,我觉得棒极了,手指飞舞,好听极了。我就觉得我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更不敢拿音乐作为专业了。

天津出国不少名家,如刘诗昆,我见过幼年刘诗昆,那时他就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我还想起一个例子来,“四人帮”打倒以后,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出生在天津的张志新烈士。我看到关于她的介绍说,她家三姐妹都拉小提琴。后来我见到过她的妹妹,她老年还在拉琴。这些都说明天津的音乐确实很发达,很多家庭中都有人学一点音乐,不一定搞音乐专业,都会一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当时学校的美育教育,也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我小学时,课内课程每年都有美术、音乐等。三年级时音乐老师教唱歌就开始教五线谱了。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学琴就已经识五线谱,就是在课堂上学的。美术教育除画画外,还有劳作,到中学时女生还有绣花呢!我觉得,那种美育教育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学校把美育都当成了课外的东西,想学就非得报课外班,另外交钱。今天学钢琴,明天学画画,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弄得小孩负担很重,家长经济负担也很重。那时,除了主要的课,比如说物理、化学、数学、国文、外文、历史、地理等,另外必须要有美术和音乐。虽然不是主课,也要算分数,占百分比稍微少一点而已。课外活动中,谁有什么兴趣,就加入什么社团,如合唱团。有人对生物特别感兴趣,专门有生物实验小组,实习解剖青蛙之类的。课外活动都不交费。所谓课外活动也就是放学以后,一个钟头之内可以做的事儿。还有体育,耀华学校的体育是非常棒的,全市学生运动会上常常会得冠军。不过我的体育非常糟糕。那时,我们打球,两队的队长选人,你选一个,我选一个,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选的,因为实在没办法了,就剩我一个了,只好要了。哪队要我,哪队输。当时的学校教育是德、智、体、群、美全面培养。

天津音乐比较发达,还有一个证明。抗战以后,上海国立音专迁到内地了。天津的音乐学院一直存在。1949年以后,变成中央音乐学院。所以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时期是在天津的,后来才搬到北京去。留下了一部分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最早的一批人是天津音乐学院过去的,其中有我的学长——朱起芸和刘培荫,她们都是刘金定先生的学生。刘先生号称有三大弟子,一个是刘培荫,比我高两班毕业;一个是朱起芸,比我高一班毕业;一个是我。我们仨都在高中毕业时开过独奏会,最早的是刘培荫。她们两人都上了燕京音乐系,都成了钢琴教授。到我高中二、朱起芸高三时,刘先生说,你们应该学一点乐理,就教我和朱起芸学和声和作曲。我们一起上课。我发现,她的耳朵比我好,她能够辨别和声,老师弹琴让我们听了记谱,我只能把单音旋律记下来,和声却常常赶不上,朱起芸大多能记下来。所以,她搞专业也比我合适。她在中央音乐学院教视唱(练耳)。我曾见到著名音乐家王立平先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87版《红楼梦》的作曲。他曾上过朱起芸老师的视唱课。他很佩服朱老师,说她教得特别好。所以说,刘金定先生真教出来了一些人才,而且学生也不辜负先生。在音乐方面,天津还是很出人才的。

张肖虎先生在天津待了一段时间后去了清华。1948年我转到清华,发现张肖虎先生也在。先生主办了清华的音乐室,在清华传播音乐。

另外,我觉得美育是非常重要的。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宗教,应该用美育来代替。”宗教起什么作用呢?起一个净化心灵的作用。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非常尊重宗教信仰,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不是拿它来达到什么实用的目的。今天想发财就拜财神;明天想生孩子就拜观音。在中国,宗教太实用主义了。我说的宗教,是真诚的信仰,它可以使得你的精神得到安慰,是净化灵魂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所以,蔡元培先生说应该用美育教育来代替宗教。我觉得很对,人的审美跟品味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事情、一些行为,虽然不是道德问题,我认为是个人审美问题。例如,有一种人特别趋炎附势,对上阿谀奉承,你很看不惯,这就是审美问题,只要他不害人,还算不上是道德问题。要是从小培养某一种审美的观念,他自然而然就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像中国过去的士大夫,他们自己本身有一种品格,审美标准,有很多事情是“君子不为也”,法律问题更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一些事情很不道德,因为害人。不害人,但行为很不美,这就是审美的问题。审美是无形的,当然不是说学了钢琴,这个美育教育就完成了。有的人琴弹得非常好,但行为很不好。有些音乐家、画家等,不见得行为都很美。但是,至少有一些美育教育和从小培养的审美品味,熏陶出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比如说读一些唐诗宋词、中国的文学、绘画、书法等(书法是真正的书法,可不是那种瞎画的书法),它是带有文化底蕴的,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之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这种审美对长大以后的行为包括待人接物等各方面能无形地表现出来,这是熏出来了的。老在一个很臭的地方,熏来熏去,就久而不闻其臭了。所谓书香门第,这个香在什么地方,还是一个审美的观念。

我见过一些过去大家出来的妇女,虽然念书念得很少,有的甚至刚刚扫盲,认了几个字,但是她的审美、品味等各方面非常之高,并且很有眼光,做出的决断和处理事情很大气。这就是熏的,是无形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学琴也好,学画画也好,艺术起到一种美育的作用。而我们现在,把这个也当作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完全失去了它的原意。当成一种技能,变成一种敲门砖,如考大学可以加分等。作为谋生手段的专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业余爱好,就是一种熏陶。

另外,应该营造一种氛围,而不是一枝独秀,必须让周围的人同乐才行,仅仅孤芳自赏,是起不了美育教育作用的,也失去乐趣。所以我说以文会友、以乐会友,以美会友。这些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乐趣。与从事什么职业都没关系,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一个孩子本来不喜欢音乐,家长就别老逼他学琴。他喜欢美术,或者喜欢体育等别的东西,就让他去做。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容易一窝蜂,什么东西都互相攀比,你的孩子考几级了,我的孩子也得考几级等等,这就完全失去美育教育的作用了。

最后,我讲一下回音乐故乡的事。刚才讲了,我几次回天津都跟音乐没关系。那么跟音乐有关系的,实际上最早是2012年,被靳凯华老师“忽悠”到天津来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当时,她给我打电话,叫我来参加一个非职业钢琴国际比赛。我说,我这点儿水平没资格参加比赛。她使劲鼓励我参加。先是海选,录制一个光盘交上去。录完了光盘后,我想就没事儿了,反正也不会参加决赛。过了半年,忽然通知我到天津去参加决赛。我真的来了,居然还得一个老年组的一等奖。这件事对我来说,一个是惊讶,一个是增加了信心。原来我还可以弹下去!所以我从80岁以后,又开始认真练琴了。

靳凯华老师插话:资老师,请允许我在这补充几句。2012年的时候,我请资先生来参加我们的国际比赛,全名是“海泰杯中国国际非职业钢琴比赛”。国际比赛规则是很严格的。报名人数很多,中外共报名8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初赛均使用光盘,因为不能让参赛选手从国外到这来参加比赛,如果没进入决赛再回去,路费受不了,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天津的选手,也是用光盘,无需在舞台上表演。这样完全平等。资先生入选了决赛。决赛选手必须是两首曲子。资先生报来了以后,我就看,一首是李斯特的《安慰》,一首是《阳关三叠》。

当时看完了以后,我还真有点嘀咕,我指的是《阳关三叠》。我们请了11位外国评委。谁也不认识谁。如果多数是中国评委,那我觉得《阳关三叠》虽然是古曲,毕竟它的旋律跟我们传统的东西是接近的,大家较为熟悉,好办。这些个老外能接受吗?我真的有点嘀咕。但是我没跟资先生说。资先生是选手,我绝对不能把我的嘀咕传染给她,我也不可能请求资先生换曲目,这绝对不行,所以我就不作声了。她弹的时候,我也在场。

第一首是李斯特的《安慰》,她一上手,好像有一个音错了,我的心唰地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但是后来她坦然自若,真的好坦然。我看到有的评委稍微点点头,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熟。到第二曲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一边听,一边观察其他评委们。他们特别认真地在听。当她弹完了以后,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所有的评委全站起来了,鼓掌。这时候我都有点晕了,为什么呢?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次国际比赛是哪个评委为哪个选手站起来鼓掌,没有过,至少钢琴比赛绝对没有。资先生就获得了这样的殊荣。我的心狂跳。因为第二个比赛选手正好是朱老师。

资中筠:朱起芸的弟弟。

靳老师:对,朱起芸的弟弟。第二个就是他。紧接着我又为他紧张。他颤颤巍巍,我觉得怪害怕的。他太紧张了。比赛完了以后,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我就在想,所有能够参加国际比赛的人,技术可以说不成问题,否则怎么能够到达决赛呢?而且那么多的选手。所以到达决赛环节的时候,真的不是比赛技术,而是你的音乐,但是音乐本身它并不是泛泛而谈、空洞的。音乐的基础是什么?我在问我自己,我跟我们这些个同行谈,音乐的基础是什么?得出了结论是四个字:“文化底蕴”。而资先生这方面是最棒的。这一点不奇怪,绝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因为这些,把评委们震了。

过了两天,我们就要宣布获奖选手了。2012年可没手机微信什么的,所以所有的决赛选手都在天津等待着这个时刻。我们宣布了,谁谁谁,宣布完了以后,大家也鼓鼓掌。这个时候,我们组委会有一个人说,请资先生和朱先生两位老师留下。我说好!为什么呢?所有的评委,特别希望和资先生照一张相,所以我们请资老师坐在当中间,朱老师在后面,与所有的外国评委照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情况就是这样。

资中筠:靳老师有点夸张。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看在我白头发的份上。

靳老师:不对,这个我得反驳了,好几个人都是白头发。

资中筠:靳老师如果让我换曲目也换不了,为什么呢?组委会要求参赛者每人弹奏不同时代的两支曲子:例如弹一首古典的,另一首得是浪漫主义时代或现代的;而且两首加起来还不得超过11分钟。我所有的保留曲目只有十八、十九世纪的,而能上得了台面的都是十九世纪的。再限定时间,可选的就很少了。唯一的现代曲目就是张肖虎的《阳关三叠》,我想换个曲子都换不出来。

在那次以后,我几乎隔两年就因某个由头来天津弹钢琴。去年我87岁,靳老师按虚岁给我做米寿搞了一次音乐会。每次都是靳老师都给我指导。她是老师,有一种本领。在她的指导下,我居然还开了点儿窍,还有点儿进步。80岁以后我开始有步了。虽然20岁以前弹琴,之后30年没弹,到50多岁以后又开始一点点恢复。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还工作,所以业余时间弹的也不能那么集中,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但自从那次比赛之后,我就开始认真练琴,慢慢地克服了一些缺点。之前练琴,我经常偷工减料,蒙混过关,现在有老师在,就不能那么太蒙混了。我觉得很高兴,昨天弹琴,老师说我比去年又有点进步了。

从2012年回到音乐故乡天津,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提问:我是作古书画鉴定的。我也翻看了一些您的作品和您先生陈乐民先生的一些书法和国画的作品,我觉得有一些认识想跟您交流一下。比如说,您先生最喜欢的画家就是倪瓒。我看他的一些画里确实有倪瓒的那种风格。那是一种文人品格的最高境界之一。但是这种境界,毕竟有一些曲高和寡,因为通俗的东西或者流行的东西,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最高等级的精神享受,毕竟是需要文化底蕴包括人的气质、修养、人文素质去支撑的,所以,我对您先生的书法包括绘画非常欣赏。您对他的评价,我觉得非常客观。他虽然不是书法家,不是书家字,但是文人字。我看了看,可能跟启功启先生的字比较接近,我觉得可能从文化的底蕴来区分书法又分不清楚。这个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谈谈您的观点。

第二、我觉得,倪瓒的画有一种孤傲、一种冷气、一种荒寒。但是您先生的画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感悟。他的色调给人温暖,有一种新的交流。我是这种想法,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陈乐民先生画

资中筠:我没有办法评价我老伴的画,因为我自己对画是外行,他确实是内行。你说他纯粹是文人画一点不错。因为在他去世之后,我跟女儿才发现,原来,他写了那么多,画了那么多,连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搜集起来后出了一本书,就是《一脉文心》。

北京著名画家王明明先生看了以后,主动来找我,说,现在这种纯粹的文人画已经不多了,因为他是画给自己看的,不是画之前就想着要开画展或者卖画什么的。的确,他是搞欧洲研究的。他写书写累了就写字画画,就是这样。所以,2013年王明明先生专门把北京画院匀出一个档期来,给他开了一个书画展。可惜他自己看不到了。我觉得,他的书法比画的造诣还要高一些。但是我是外行,不是太懂。他是从小认真学过的。我还有一个评价:都是作为业余爱好,他的书画水平比我的钢琴水平高一点。

提问:我现在是大四的学生,小时候,父母是带我去学习古典音乐,学古筝,但是我对西洋乐器比较感兴趣。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自己研究一些有关钢琴的曲子。但是,我属于自学,在指法还有其他的问题上没有那么到位。就想请教您一下,我如果自己学的话,能够还是必须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

资中筠:我觉得,还是得有老师。你看我这把年纪,经老师指点还能有进步。正好我刚才有一点忘了讲,就是关于乐器,特别是比较复杂的,像钢琴、小提琴,还有中国的琵琶等,不经过严格的训练和苦练是不行的。即便要达到能自娱的程度,也还必须有过一定的苦练的基础,才能获得某种自由,更不要说能够专业演出了。有点天赋,又喜欢,自己随便玩玩,这个真是行之不远的。

刚才我提到刘诗昆那样的天才,可是他是上中央音乐学院,有许多老师教,经过正规训练才能有这样成就的。稍微复杂一点的曲子,没有一点基本功,自己弹着都难受,更谈不到乐趣。为什么我老说,像我这种业余的跟专业演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专业水平,因为我有好多基本技巧是过不了关的,当然现在练已经晚了。摆弄乐器,不是凭聪明就能行的,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方法,很难无师自通。自己琢磨半天,不如老师几句话的点播。靳老师一定同意我的意见。古筝的指法和钢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喜欢弹钢琴,而且真的想从中获得乐趣,必须要找老师从头好好学。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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