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资中筠
大学“评估”弊大于利
（本文首发于2008年）
由于一家大学领导对一位教育部考察组的秘书敬礼有加，并与之合影，惹得网上又热闹一阵，甚至出现“合影门”事件之说。文章做在“美女秘书”上，以致于那位无辜的女生名字无端被与一件不光彩的事联系在一起，频频曝光。
首先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拿“美女”说事儿之风十分反感。似乎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为有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年轻人随考察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学领导居然对她如此恭敬，就被赋予不寻常、不正常的的性质，甚至加以种种轻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或者有点“级别”，校领导们待以上宾，躬身协肩就很正常了？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
大约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学住了几天，赶上“迎评”“2.11”，感受了一下那种犹如大观园准备迎接元春省亲的气氛，整个校园张满了鼓动性的红布标语，全体学生动员大扫除、修草坪、校门外原来十分繁华的各种小摊贩忽然都不见了，四周清清爽爽，学生们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饭成问题了。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迎评”。当时十分纳闷，到底评什么？校园外观有那么重要吗？据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实质性的内容如何准备，作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详了。
后来逐渐听到的越来越多：还有什么“985”、博士点、重点学科基地、国家重点项目……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样都是激烈的竞争，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学科带头人，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教师都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尽管如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遇评比，其他事都靠边站，因为评比的名次是要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各种含金量丰厚的课题、高级职称名额，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课最后都要落实到教育部（或教育厅）钦差大臣的朱笔打分。这些“考察组”成员就掌握“予夺”之权，哪个校领导敢怠慢？那心情与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一切目的只为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额有一定的限制，有评上的，就有评不上的，竞争激烈。于是讨好、争取钦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级别。
其实考察组的成员级别一般不会太高，不过是科长、处长。但是校方必须校领导亲自出马，除了几家比较“牛”的大学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请。我亲耳听说某省一家也算重点大学接待一位教育部“下来”的干部，由于正校长脱不开身，由副校长出面宴请，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一桌，那位干部就面有不悦之色。主人频频敬酒如仪，轮到一位办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当面拒绝，表示她不够资格云。
以上的故事就带有戏剧性了：后来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调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资较深，碰巧成为那位小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以后的关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没有伺机“报一箭之仇”，讲故事人没有讲。这是一则教育官场的怪现象。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宴请、陪同、照相等等还是形而上的面子工程。另外一个层次就物化成实质的利益了。从小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发展到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各种物件，也包括各种名义的现金，数目也越来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种馈赠当然也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学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在实惠和得体上做文章，据说还有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上报资料，其余种种奥妙，深不可测，皆不足为外人道。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
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除非像陈丹青教授那样辞职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员能像陈丹青那样不需要教职养家糊口的？再说，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教授为反对评估而辞职（或罢教）事件，岂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国，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只是假设，以我对当前“士林”的了解，此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
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那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吗？即使评某一学科都很困难。多年前，我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估某一学科博士点的“专家”，根据我所收到那些大学关于这一学科的书面资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断，难以投负责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难而退，婉辞了。对于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尚且如此，遑论在各家上万人的大学间作全面评比，尽管有所谓“专家组”，最终由行政官员主导。
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至少，评比的结果只供公众参考，而不造成有关大学的实际损益。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总之目前的评估体制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却足以转移教育者着力的方向，劳民伤财，多一条腐蚀干部、败坏士风、（至少在德育上）误人子弟的渠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反对教育部干涉大学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认为“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须知西南联大为国立大学，教育经费要靠政府拨款，而且当时学校财政之拮据，教授生活之艰苦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弃教育独立之原则，而且居然维权成功。这则佳话以及冯先生的妙文近来被频频提到。那个时代、那种风骨已经远去，当然那样的文章再也无人写得出来了。
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我对再现七十年前的士林风貌决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