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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业家

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来踉踉跄跄走向现代的道路上,这些前辈们的心血和业绩,那一段历史的正反面经验,值得今人关注和深思。——资中筠
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
 
(一)皇权制度下的中国没有外来冲击是否能够产生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林林总总。我没有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思考,结合亲历的见闻,谈一些看法。
 
中国人是以善于经商著称的,自古以来不乏出色的名商巨贾,先秦时期就有子贡、范蠡、吕不韦……我少年时曾经过一家老式店铺,门口有一副对联,因为感到有趣,居然过目不忘,至今记得:
 
越国大夫曾货殖,孔门弟子亦生涯。
 
上联指范蠡,下联就是子贡了。看来那商家还是慑于重士轻商的风气,所以要拉两位古人来撑腰。
 
司马迁著《史记》就专辟有《货殖列传》,这当然是太史公眼光独到之处,同时也说明,汉武帝时商业已经相当发达,而轻商尚未成风。后来又有徽商、浙商、晋商等等。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有相似之处,聪明、勤奋,能在逆境中翻身,有一点机会就能发家。历史著作经常提到宋、明时代的市井繁荣盛况。那么为什么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敲开、或轰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是什么压抑了市场的发展?
 
第一是官府。历来商家受官府的压制,两千年不变。这是制度层面。过去总说中国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实际上在皇朝时代,社会最主要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所以有“官逼民反”之说。此说不是我最先提出,但我颇为认同。这“民”,就包括商。凡是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商家,免不了成为官家勒索的“肥肉”,于是就设法依附或勾结官府,以取得庇护或特权,或亦官亦商,成为“红顶商人”。如果发展到“富可敌国”,必定遭忌,无论何者,最后下场都不妙,如沈万三、胡雪岩,等等。
 
第二、科举入仕。既是制度,又是文化层面。科举制度把精英都收入仕途,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观念,即便富甲一方,仍然社会地位不高,缺一个“功名”。所以富商家族一定至少让一个子弟考科举、博功名,才能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第三、消费市场有限。高消费人群主要在宫廷和少数贵族之家。所以能工巧匠集中于手工业,精益求精,达到世界顶峰,但是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大众购买力不高,缺少提高效率大规模生产的动力,因而也难有激发出工业革命的创新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自难发展出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强有力的冲击的确很难走出这一怪圈。
 
(二)外来冲击的作用:姑且从鸦片战争算起。
 
——最大的作用是削弱官府,直到清皇朝崩溃。客观上减轻了对民间工商业的压制,民族资本在夹缝中开始壮大。
 
——文化上西学东渐,逐步改变观念。工商业有了社会地位。
 
——被迫开放以后,必须做生意,于是有了竞争。当时中国面对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所以引进的是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经营模式。
 
中国真正走出中世纪,开始走向全面现代化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教育、实业、新闻、出版、文化、社会风气,乃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全面现代化。所谓的“黄金十年”(1927-1937)之说并不确切,这个过程远不是从1927年开始,而是更早,至少从清末已经开始,第一次欧战发生之后,列强暂时顾不上东方,也给了中国发展的空隙。
 
别的方面姑且不论,但就经济方面而言,二三十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成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以下略举一些代表人物和产业,以见一斑,本文不能详述,难免挂一漏万,只是提供一个概念。
 
(三)改变洋货一统天下
 
1927年以前的代表人物是张謇,他刚好是在1926年去世的。这是一位近代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是从废科举前的状元,到现代实业家,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典型,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立志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关注面和事业极为广泛。其初衷是要办教育,为教育需要资金,才开始致力于实业,也就是从教育救国而实业救国,以其胸怀、魄力和才能,事业越办越大。最独特之处是企业办社会,一手建成了繁荣发达的南通市。在他以后还有一个企业建设社会同样的事例,就是卢作孚之于四川北碚。
 
 
张謇之后有——
 
工业:荣德生及荣氏家族(棉纺、面粉),穆藕初(纺织),聂云台(纺织),范旭东(精盐、化工),刘鸿生(火柴),吴蕴初(味精),宋棐卿(毛访、制药),陈一甫、陈范有父子(水泥)。
 
 
银行: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蓀、钱新之。
 
文化出版:夏瑞芳、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史量才(申报),邓季惺(新民晚报)。
 
商业:郭氏兄弟(上海永安公司)。
 
交通:卢作孚(民生船运)。
 
 
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烈士,项松茂(五洲大药房总经理,1932年一二八事变,因解救为日寇拘捕的员工,被杀害);杜重远(原在东北办瓷厂,已经颇有成绩,九一八事变后遭日寇通缉,逃到关内,后亲共,在新疆为盛世才杀害)。
 
(当然绝不止这些人,本文并非详细介绍人物,只是举要,以见一斑。)
 
去掉“洋”字,功不可没
 
这一批实业家最大的贡献是工业国产化。当时多少日用品的名称都冠以“洋”字:“洋布”、“洋面”、“洋火”、“洋蜡”、“洋灰”,连肥皂也称“洋皂”(天津话称“洋胰子”)。名称没有“洋”字而主要靠进口的有“味之素”(日本)、毛线和毛纺织品(英国)、精盐(原来中国只产粗盐),等等,更不用说西药了。
 
 
而在短短十几、二十年中,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基本上实现国产化,去掉“洋”字,这是多大的功业!以荣氏为例,把民生最重要的衣和食都覆盖了,而且1915年首次实现了面粉出口。以毛线为例,根据本人的记忆,我上小学时母亲织毛衣用的是充斥市场的英国蜜蜂牌毛线,而到中学时已经用东亚毛纺厂出产的“抵羊牌”毛线了,而且质量并不亚于进口毛线。说明它已经得起与洋货竞争,占领一部分市场。
 
(四)新型中产阶层的出现及其作为。
 
中产阶层不仅是在经济实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义上,主要由实业家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承载了中西交汇的文化,大多数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特点,又是“海归”,一起撑起了当时代表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以这批企业家而言,除了为实业国产化做出贡献外,有几个特点:
 
独立于官府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工商业在地位上、意识上独立于官府。在军阀混战中他们不依附某一军阀。他们共同的诉求是发展、和平、推动社会前进,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救国。救国是自救,过去都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提出要求,现在是自己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这里出发,在时局动荡中有合乎逻辑的、大体一致的表现:
 
例如,1913年宋教仁案引起“二次革命”时,工商界多数反对武力解决,实际上站在了袁世凯一边;而对袁称帝、张勋复辟,他们持鲜明的反对态度;1926年北伐时,他们又支持北伐,以财力支持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这都是基于要求和平统一的一贯目标。
 
石破天惊的银行集体抗命
 
1916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当时国库空虚,他以国务院名义电令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停止兑现(即只准对存户付纸钞,不准兑银元),并要求各地官府派出军警监督执行。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认为如执行这一命令,将使银行信誉尽失,后果严重,难以恢复。于是与其他银行界同仁商议,决定抗命不从。参加者有:张公权、宋汉章(中国银行)、叶揆初、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陈光甫(上海银行)、李馥蓀(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等,他们采取适当步骤,发布公告,继续照常兑现。
 
由于各银行的联合一致,相互支持,渡过了因民众听到风声而发生挤兑的最初的险关,最后成功保住了银行的信誉,同时也保护了客户的利益。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坚守了现代银行信誉至上的原则,也表现出独立于政府强权的骨气和勇气。后来,1927年陈光甫在武汉还有一次抗拒武汉政府停兑令,坚持照常兑现,那一次上海银行损失不小,但是维护了信誉。
 
联合维权的觉悟和行动 
 
从以上联合抗命的举动来看,工商界已经有了联合维权的觉悟。1912年第一次全国工商盛会,由上海总商会发起,各地商会、华侨商会代表济济一堂。张謇、聂云台等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荣德生提出三个提案:振兴纺织业、派海外实习生、制造机器母厂,都获通过。最后一点“制造机器母厂”是极具远见的,因为当时虽然最终产品实现国产,而机器还得进口。不过这一提议要很久以后才实现。
 
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产销并征”的税收政策,遭到工商联的集体抗议,并得《申报》等媒体支持。这也是联合维权的一次重大成果。
 
当时的银行家对于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实业,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银行家与实业家关系比较密切,有同舟共济的观念。
 
公益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骨干力量
 
上述大部分企业家都热心公益,除了积极扶贫济困外,已经有“授人以渔”的现代公益思想。他们最热心的是教育事业,并有明确的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目标。例如张謇创办的盲哑学校,明确说明不是为了怜悯,而是为培养能自食其力的个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黄炎培、史良才等人都是热心教育,而且根据国情需要办各种职业学校,既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又为贫寒子弟谋求出路。现代的企业文化也开始引进。例如东亚毛纺厂的职工福利十分优厚,还自办“东亚小学”,不但职工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还面向社会,由于其师资优越,成为当时许多家长的首选之一。
 
另外,穆藕初、吴蕴初都是裸捐。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这批企业家并不雄厚的实力,比之差不多同时代正在兴起的美国慈善家,相对说来在观念上的差距并不那么大。
 
不以财富论英雄
 
办企业当然必须盈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逐利不是终极目标,振兴实业,从而“救国”,才是终极目标。这批实业家个人的人品可能参差不齐,但就总体而言,大体有一个原则和底线,在“义”、“利”之间知所取舍。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但是与当下不同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产品,例如:“火柴大王”、“味精大王”,而不是他们的财富(当时也没有什么“财富排行榜”)。有时企业和产品比本人名气大得多,例如“启新洋灰”在天津十分有名,但是陈氏父子的名字鲜为人知。
 
事实上,就个人财富而言,实业家中称得上“巨富”的很少。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所知道的当时天津称得上“大老板”的人家,都没有自己的房产,而是租房而住的。由于那个时代家庭人口比较多,住得并不宽敞。天津有不少著名的“X家大院”的豪宅,大多属于下野政客,或过去的祖传。那时尚无“按揭”的做法,买房必须全款,而这批新型企业家大约在十几年中尚未有足够的积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时局不稳,对置业持慎重态度。总之,说明他们大多属于典型的中产,而不是“富人”。
 
这一中产阶层也撑起社会价值观。首先是爱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毁家纾难的,而极少附逆的。另外,他们的创业是靠知识、才能,经历了艰苦奋斗,因而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纨绔子弟较少。而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大多是所谓的“暴发户”或官宦人家的子弟,为他们所不齿。这也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五)与政治的关系
 
中产阶层在有了经济实力之后,自然有影响政治的需要和愿望,以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在某个历史空隙中发展壮大,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是在政权面前始终处于弱势,在影响政治方面有少数成功的例子,而总的说来,不但不能影响大局,还是免不了受制于官府,在艰苦博弈中求生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有限的积极影响
 
最早,1900年庚子之乱,慈禧向十一国宣战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几位封疆大吏有“乱命不从”,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之举,保全了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大片国土免遭蹂躏。这一事实笔者已经在《袁昶烈士》一文中有叙述。不过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一举动出谋划策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张謇。而且他以他独立的身份和威望奔走于各有关总督和大臣之间,进行说服,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举动既是救急,免遭生灵涂炭,也符合新起的实业界和平发展的诉求。
 
五四运动除了学生之外,企业界也曾积极参与,反对二十一条,联名上书要求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反对二十一条,工商界曾募集“救国储金”,后袁世凯想插手这一笔资金,被坚决拒绝。
 
北伐战争统一中国,以及其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都得到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资助。蒋政府初期对他们比较倚仗和尊重。但是好景不长,以后就发生矛盾,下面将要谈到。
 
陈光甫以本人的国际威望,国民政府不得不予以倚重。抗日战争中,美国对支持中国抗战开始是比较犹豫的,而且对蒋政府缺乏信任,最早争取美国贷款的谈判,在陈光甫参与下,取得美国信任,谈成了第一笔“棉麦贷款”。
 
始终在与官府的博弈中求生存
 
由于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民营工商业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政者的“恩”与“威”。早期的张謇本人是做过官的,还曾被册封三品(尽管是闲职)。他最先办工业是奉张之洞之名,但由于政府实在没有资金,只能向民间集资,而那时的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不接受“官督民办”,才成为“官商合资”。再后来逐步成为以民办为主,不过早期发迹时也曾依靠官府取得垄断地位;作为交换,被迫每年要交巨额的“官息”(就是官方虽然投资不多,不论企业盈亏都必须每年分高额的股息)。最后张謇的企业破产固然有多种主客观因素,而这一硬性的高额官息也是压断资金链的重负之一。这是他作为过渡性人物的局限性。
 
范旭东不同于张謇,是新一代的典型,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也属于新一代。但是他的创业仍在官府压迫下备尝艰辛,最后可以说是被逼死的。范是日本京都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本已留校当助教。辛亥革命后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回国。他利用天津塘沽沿海的优势,在那里置地开办久大精盐公司,使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精盐。
 
 
此事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讲他在军阀混战中的遭遇。他制精盐首先触犯了旧盐商的利益,遭到这方面传统势力的围攻。幸好当时有一部分也可称权贵的人物支持他,最初入股的有梁启超、蔡锷、杨度、刘奎一、范源濂等人。梁先后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还兼任过盐务署督办,范源濂是教育总长。后来黎元洪、曹锟也入股。又由于有人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嚐后喜欢,下令给了久大五口安经销权,这对久大精盐初创打开局面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所以还是靠“朝中有人”。
 
但是,好景不长,“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占领天津的军阀或其手下都要来“借款”,敲诈勒索,不堪其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奉系军阀驻扎天津,此时曹锟已下台,他们以久大公司有曹锟等的股份为名,要“清理”、没收。甚至明目张胆绑架范旭东,最后以各种名义勒索一大笔款项了事。这是最突出的一次。由于盐是要在全国各地销售的。各地的大小军阀、地头蛇,上上下下都要在它身上捞一笔,年年如此。北伐成功之后,依然免不了遭国民政府、地方官僚各种手段的压榨。
 
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
 
国民党执政之初必须依靠工商界财力的支持。但是民国政府始终未走出“训政”,实行“宪政”。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在朝者仍未摆脱利用特权与民争利的痼疾,民营企业仍摆脱不了在与官府的博弈中艰难前行的命运。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百业待兴,正是应该大力扶植工商业,恢复和振兴经济之时。当政者却采取了一系列短视、自私、错误的政策,与民争利,杀鸡取卵。原来怀着胜利的喜悦,对重振家业,建设国家充满希望的工商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政府是自毁长城,不但失去了经济基础,而且完全失去了中产精英阶层的人心。
 
现在人们都认为“四大家族”之说不确,因为陈氏兄弟并未发财。但是孔、宋两家利用特权敛财则是事实。这不在于财富的数量,而是其性质。以受贿为特征的腐败是中下级官僚的行径,而他们这种大权在握居高位者,主要还是倚仗特权变相掠夺,和利用内部信息投机谋私利。
 
再以范旭东为例。他在抗战前已经备尝官府勒索之苦。胜利之后,他一心想恢复被日寇蹂躏的天津和南京的公司,并已派侯德榜到美国采购化工生产机器(战后美国军工转产有大批淘汰的机器设备,实际很先进,价廉物美,各方都去抢购),已经一切谈妥,只需要中国银行出一担保,即可付款成交。此事本来很简单,只需宋子文的签字,却遭到百般推脱,最后得到暗示,只有把公司让给宋子文主持,他才能签字,也就是宋要吞并这一产业。范为此心力交瘁,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对待抗战后内迁,需要恢复生业的企业的一例。
 
还有对待沦陷区被日寇强占的民产,“中央政府”接收时,不但不归还原主,还定为“逆产”,予以剥夺。再加以对沦陷区百姓掠夺性的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等等。所以对于盼“中央”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沦陷区人民来说,其失望和幻灭不是一般的。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失去城市一大部分人心。本文并不是总结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全部原因,只是就民族工商业这一领域而言。
 
几点看法:
 
1、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企业在内忧外患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对中的现代化功不可没。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与科技创新不可分,不论是火柴、水泥、还是味精、纺织、羊毛,每一样产品之改良,达到能与洋货争市场的标准,都经过无数科学实验,更不用说化工产品了。那些创业者本人很多都是专家,例如吴蕴初、范旭东、侯德榜,本人都是在实验室进进出出的。这才能真正使中国迈入近现代。当时也有一批“暴发户”,靠“炒地皮”(即今之房地产,不过那时土地私有,城市人口激增,土地越来越精贵,所以首先是买卖土地)和“买空卖空”(略相当于今之“炒股”)。这部分人的确在短期内迅速致富,生活奢华,令人侧目,但是社会地位不高,不受尊敬。严肃的制造业、与之相辅相成的金融业和商业占主流地位,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2、当时能产生相对独立的一批实业家,客观原因是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的大门被冲开,从此走向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所以“开放”才能促“改革”。这是客观效果,与列强主观的野心不一定相符。正如古语说“多难兴邦”,“难”当然是坏事,造成“兴”,还是“衰”,端看自己如何应对。中国幸运的是还有这样一批有志之士,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精神,又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同时还具备实干才能,利用“多难”,成就了“兴邦”的事业。
 
3、在列强中, 除了日、俄之外,其他国家对中国主要不是领土要求,而是经济野心,但是并非一定诉诸武力。所以还有利用和博弈的余地。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发展起来了,情况已如前述。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的作用。甲午一战,中国朝野震动,客观上起了惊醒这个老大民族的作用。许多发奋图强,厉行改革之事是在此之后开始的。其中之一,是中国赴日留学生陡增,这种开放的、勇于向对手学习的态度是健康的,代表了民族的朝气。当然也由于日本是最方便革命者流亡之地。前期,日本对中国起了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二传手作用。当时各种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早都是由日本留学生译介过来的。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助长了日本政界的军国主义一派的势力,最后压倒了政界主张和平的一派,主导了日本国策。这一派觊觎中国地大物博已久,是处心积虑有领土野心的。日俄战争之后,占领东北,更加野心膨胀,终于大举进攻中国,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它造成中国最大的不幸,是切断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再走弯路,历史改写,损失不可估量。
 
4、前面说外力削弱了中国政府,客观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指客观效果,当然并不是说政府越弱越好。只是专制的、高压性的、与民争利、压制民间活动、破坏市场经济的力量,弱一点是好事,客观上为经济发展留出了空间。从北洋政府到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不论名义上如何称呼,终究是专制制度,没有健全的法治。只是统治力还不够强,没有达到无孔不入的大一统,舆论没有全部归顺,执政者还有所忌惮。
 
根据张公权的总结,1916年那一次银行家斗胆抗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客观原因是:“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尚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及国民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这是中肯之论。
 
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来踉踉跄跄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曾有过这样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这样一批人物。在当时积弱积贫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就只是初步的,例如产品可以国产,机器还必须依赖进口。
 
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当然已今非昔比,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切都自己制造。不过进过多年来GDP飞速增长后,对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又提上了日程。什么是有关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能出现真正的、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才,如果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话,前辈的心血和业绩,那一段历史的正反面经验,值得今人关注和深思。
 
(注:本文所涉及的人物如陈光甫、宋棐卿、卢作孚、范旭东、张謇,等等,已有多种传记和研究的著作。一部分是我少时见闻的感受。另外傅国涌先生所著《民国商人》提供了视角独到的综合性介绍,本文部分论述依据该书材料,特此致谢。)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最初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一二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其动力是什么?纠错机制怎样起作用?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与以前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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