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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我的大学时光,四年上了四所大学

我的“走马灯”式的大学时期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四年间上了四个大学(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像走马灯一样,我算是从北大毕业的,但真正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没有多长时间。我念了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四个大学,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陈乐民
 
我走马灯似的上了四座大学
文|陈乐民
 
 
1948年我从育英中学高中毕业,越是临近高中毕业,越在选择专业和学校上伤脑筋。首选在当时当然是清华大学,其次是燕京大学;对北京大学倒是没有什么特殊考虑。问题是选报什么系,依我的长短处和我的兴趣,应该在文科里选一个系。我有自知之明,我在数理化方面,既无兴趣,又没有好好学。但是在那个时候已有文科毕业生更难找工作的问题;家庭情况每况愈下,“谋生”问题已不能不考虑了。
 
我跟蔡鸿滨商量,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生理卫生课”和生物”的成绩还过得去,可以考一考“医预系”,将来当个医生也不错。犹豫了片刻,觉得虽是个好主意,但未免是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于是忙乱中填报了“生物系”。现在想起来,仍十分滑稽,我怎是考“生物系”的材料呢?当时已经没有了准主意。报名期限马上到了,仓促之间就报了这两个学校的“生物系”,一进考场,打开数理化试卷一看,马上就傻了眼。
 
清华“发榜”的那天晚上我还是到骑河楼(当日时清华在城里设的一个办事处)去看“榜”了。解放前,清华、北大和天津的南开是联合招生、分别“发榜”的;清华是在骑河楼贴榜,当然是白看。燕京那边同样名落孙山。这本是意料中的结果,所以并没有很沮丧,只想来年再考,还是考清华和燕京。清华、北大,这是北平中学生都向往的学校。至于燕京,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表兄李恩光是燕京毕业的,常听他讲燕京大学怎样怎样好。尤其是校长司徒雷登,是他非常敬佩的学者,全心全意地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而且有长者风度,人们赞曰“立如松,坐如钟”……表兄的话对我很有影响,并对司徒雷登怀有几分敬意。这也是我想考燕大的原因之一。
 
 
时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一天紧似一天,傅作义的部队被压缩在北平城周遭,到了不攻自破的程度。傅作义一方面派人出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一方面作拼死防守的准备。在局势日紧的情况下,傅作义发布了“征兵令”,凡年满十八岁而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都在应征之列。我家对门的墙上就贴了一张这样的“征兵令”,出门进门都看得见。不时还传来某家某人最近被强征入伍了的传闻。不久听说,被征用的青年人都被押到城外去修战壕去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在这种时候,我看到了一份叫做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招收高中毕业生,校长叫关賡麟。为了逃避“征兵令”,便急忙报考那里,很容易就考取了,好歹有个就学的证明,可以逃避征兵。上了两天课,都是讲铁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事,我简直毫无兴趣,再也待不下去,起先是经常逃课,后来根本不去了,校方也不闻不问,听说不少学生也都渐渐告退了。
 
 
那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去的地方就是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去那里的本来意图是为来年再考复习功课,可是却安不下心来,大部分时间用在看各种有兴趣的书和杂志上,当时北平城内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不少除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和个人,纷纷在报上发表各种见解,相当多的内容是讲中国需要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有的内容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矛头直指国民党。倒也没有发现当局对这些言论发出禁令,到那个时候恐怕是顾不上了。解放后毛泽东批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小骂大帮忙”之类的人,回想起来我在北平图书馆里仿佛都见过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些文章。我那时只是一个涉世不深不问政治的小青年;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同情他们的,对他们有些敬佩。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份吧,燕京大学忽然招考一年级下个学期“插班生”,据说是因为有些进步学生,随着解放军南下了,叫做“南下工作团”,空出了一些名额。我投考了。文法学院不考数理化,躲过了我的“弱项”,所以被录取了。不过校方说,我们这批“插班生”不能同原来的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另外组班,到期末考试及格了,再与原来的一年级学生一齐升入二年级。当时我没有弄得很明白,好像不是“正式生”似的,可是又说到二年级再合在一起,不管怎样说,反正从此我进入了“大学时期”。
 
在燕京大学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一次校医普查身体,说我有“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病好了再复学。我说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那校医不由分说,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马上就开了条子,命令式地叫我到校务处办休学手续。我当然很不情愿离开,但是毫无回旋余地。
 
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中,我在燕京大学已经感到开了眼界,尤其那美丽而幽雅的湖光塔影、未名湖……除上“必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其他的课。例如张东荪这个名字,是我在解放前上高中时就知道的。一次,听说他在上“哲学概论”,就去旁听了一堂课。说实话,几乎什么也没听懂。在“必修课”中,有一门课程觉得很新颖,叫做“社会发展史”,是严景耀教授开的课,这一门在从前的课程表里是没有的,是解放后新设的。严先生是社会学系教授,教这个课,对他说来也是第一回。总之无论如何,这该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同学们还有定期的“团契”活动,当然它已经失去了过去宗教的意义。大家坐在一起看解放区来的书,记得一本是冯定著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小册子。在“团契”活动中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都是解放前念的高中,现在坐在一起看一些全新的书、学一些全新的道理,有一种很别致的感觉。那时正是春暖花开时,大家拣一处如茵的草地,席地坐成一圈,或闲谈或讨论一些感到新鲜的问题。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都市青年,对新社会还好像有些新奇,英语课仍是美国人教,不过他常说这可能是他教的最后几堂课,要不了多久就要同所有的美国教师回国了。显然大家都感到燕京大学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从燕京大学回到家中“休学”,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总是觉得燕大的校医莫名其妙。不过有一点也许他不是瞎猜的:母亲纳闷说,难道是受了父亲的“遗传”,因为父亲是死于肺结核的。于是便认真地到医院问医了,照了几次X光,医生说本来是有个阴影的,现在已经没有了,认为根本用不着“休养”。这下放心了就想交涉马上“复学”的事。那时已放暑假,燕京大学空空荡荡的,校医院紧闭着门,听人说,燕京大学不再办下去了,又有人说,可能并到别的大学去。后来果然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也从城内沙滩红楼迁至燕园,结束了它的沙滩红楼时期。
 
 
在我四顾茫然的时f候,中法大学招生。我一时心血来潮,再考一个学校有何不可!中法大学以学法文为主,记起了高中时的崔老师说的话:“多学一门外语等于多一条道路。”征求了一些亲友的意见,也都赞成。中法大学是李石曾办起来的,他在光绪末年随孙宝琦任驻法公使去了法国,在法国学习农业和生物哲学,回国后继续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上做了不少工作,在法国也曾有一座与在北京的中法大学相对应的“法中大学”,这与李石曾也有关系。
 
 
几十年后(大约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作为访问学者曾到里昂去寻访“法中大学”旧址。周围比较荒芜,原来的旧房舍还在,只有一面墙上刻有中法两种文字的校名。现在又已过去二三十年了,那旧址想已不复存在了。
 
这里插几句李石曾其人。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是晚清当过军机大臣的李鸿藻的儿子。民国初年,李石曾倾心无政府主义,曾与蔡元培、汪精卫等发起“进德会”,又与唐绍仪、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他多次去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发起华法教育会。在国内除办中法大学外,还当过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后定居台湾,1956年病死。
 
 
我进中法大学时,李石曾早已在台湾了。中法大学头上加上了“国立”二字,说明它已由新政府接管了。大学坐落在东皇城根的一座楼房里,没有校园,也没有操场,楼里只是一间间的教室而已,再简陋不过了;从燕园到了这里,有点像掉进灰堆里的感党。不久就听到传说,这个大学早晚是要关门大吉的,本来在这里的法国教师已经撤走了,一说是被“驱逐”走的。有一个法国老师中国名字叫邵可侣(法国名字 Reclus),为中法大学编写一本法语教科书,我们上课还用他这本书。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中国老师们提到他时,言谈之中都说他人很好,教学认真,对学生不错。不过他是位牧师,所以待不下去了。
 
北平解放后,大量的外国人都自动或被迫离开了;像邵可侣这样的牧师、神甫等更容易被看作“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对新政权活动的人。几十年后我出差到巴黎,见到了与邵可侣同时在中法大学执教的鲁德曼,他说邵可侣直到死前还记得在中国那些可纪念的日子。总之,在中法大学的一年匆匆而过,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大学的前途如何,纷纷为自己的下一步作盘算,不过我在中法大学这一年并没有白过,至少为法语打了个不错的基础:从发音起到能读懂一些短篇小说;我有英文的底子,学法文没有觉得太吃力。
 
有几位老师很值得纪念:曾党之先生当时已是位老先生了,他眼睛很不好,看书、写字,都需离得很近,几乎要贴在书上或纸上,但他教文学选读甚精彩,旁征博引,我和同学们的感觉是他很有学问,中西兼通;郭麟阁先生教文法和修辞。这两位都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教书匠”,一板一眼,扎扎实实。还有陈定民先生教法语的“语音学”。我的印象比较模糊了。
 
在中法大学学法语,有点像进现在的“强化班”,大量地阅读和“会话”,一年下来便有了不错的基础。此外也上别的课,教“中国通史”的是商鸿逵先生,当时他四十来岁,和其他先生们一样还穿长袍,戴一副近视镜。通史在中学差不多都学过,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去粗取精,经常引用一些古籍。这堂课结结实实,从夏商周一气讲到清朝灭亡。学年末交一篇自选题的“论文”,我写的是关于北宋怎样衰败并南迁的,竞写了三千多字,商先生给了我八十分,我很得意。
 
 
1950年,中法大学也和头年燕京大学一样,合并到北京大学去了。正好这一年清华大学招收二年级的“插班生”,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二年级;因为只考英语、法语和中文,所以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考取了,终于迈进了在中学时就向往的清华校门。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考了两次“插班生”(燕京和清华),都绕过了我最怕的数理化,算是运气不错。
 
在这里,我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清华墙外就是农舍,不像现在中关村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满眼的“高科技”。在清华园的围墙里面可以享受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的景致,有圆的很神气的大礼堂和礼堂后面圣殿般的图书馆。特别令我倾心惬意的,是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师;虽然我不能去听他们每个人讲课,只我所在的学校里竞有这么多响亮的名字,这一件事已足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了。除了我已经知道的著名教授的名字以外,还经常听到些我所不知道的名家,例如钱锺书和杨绛,就是我进入清华后才知道的,那时他们的名声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显赫,但听他们讲课的同学说起,都说清华园有一对教授夫妇,学问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
 
为清华争得名誉的名师,亲见和耳闻的,可以开列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现在的报刊时常提到清华早期的“国学院”四大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清华文学院的骄做,也是清华的骄做,这是不错的。不过他们在清华园的时间并不长,走后拖的影子倒是一直留到现在。清华的文学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三十年里,有许许多多的“文曲星”,实实在在地使彼时的清华文科发出耀目的光彩。
 
 
那时,哲学系有冯友兰(他同时是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历史系有孙毓棠、雷海宗;外国文学语言系有钱锺书、杨绛、李赋宁等等。图书馆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校园常见他的身影,稍胖,架着双拐,稳健地“特立独行”,嘴上叼着一支大烟斗,那烟斗很大、很气派。他有一首“铭文形容他的烟斗,题记云:“自制老竹根烟斗成,铭诸斗腹。”“铭文”为三言四句:“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还有虽非文科但有文名的梁思成、林徽音等,我只能仰视他们。
 
有一位全校闻名受到全校师生尊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鹤发童颜,大家风度,每天早晨,常会遇见他在新林院跑步。清华极重体育,体育课在全部学分中占很重要的比例,无故不及格或缺课过多,难免影响升级。马老经常亲自授课,讲体育的重要性,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体育是练“本”,不仅是练“身体”,而且是磨炼人的“韧性”不怕任何困难的“耐力”。他常讲三个“ce”结尾的英文字:“ Persistance, endurance, resistence。”那时清华大学的体育课不仅是在体育馆和操场上,而且还有体育的“理论课”,这个课,总是由马老主讲的。
 
 
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这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
 
 
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一声“院系调整”令下,清华的文科全体师生调出,清华大学变成了“工科综合大学”,文科整个砍掉了,清华园的文脉断了。几十年后改革开放逐渐恢复“文科”,但无论如何那股“气”是断了,我感到已非复旧容颜了。
 
因而颇有些感慨那时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每个年级分三个班:俄文班、英文班、法文班;各班以一种语文为必修课,其他外文可以选修。俄文班最大,当时由于“中苏友好”,俄语既为客观所需,同时也就成为一种“时尚外语”,原来在英文班的不少学生改学了俄语。俄语班仅年级的就有一百多人,英语班只有三十多人,我们法语班学生最少,只有十来个人。每到全级开会时,俄文班“声势浩大”,神气得很,相形之下,我们法文班只占一隅之地,对比十分鲜明。三个班相比俄文班里党员团员最多,政治是最“先进”的;英法两班,好像多是政治上的“白丁”,当时离解放不久,我们的“出身”大多属于“小资”以上,进步分子都到俄语班去了。英法两班在政治上好像“矮”俄文班一头;至少我的感觉是如此。清华外文系的传统是文学重于语言,我进校时还赶上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尾巴。
 
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是吴达元先生,系主任主要力量用在教学上,没有什么“行政事务”缠着他。吴先生分工管我们法文班,他开两门课,一门是文法课,内容是我在中法大学已学过的,不过吴先生的讲法不同,重视对词语的分析;用的教材是英国的 Fraser Square的 French Grammar(法文文法),因为我们都本是有英语基础的,用英文课本讲法文文法,自然而然地有个语言比较的观念,既便于接受,也容易掌握语言的微妙的特点,特别是文化的特点。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的语言,无非只是架说话机器。再一门文学选读,也是用的一本英国人编的教材,好像叫做 French readings(法文读本),按照法国文学史的顺序节选名家片段。好处是既学了文字又学了文学史。那时图书馆藏同类书之多,使我印象深刻。像上面说的“文法”和这本“读本”,都是吴先生从图书馆一下借来十多本,足够我们这班十几人人手一册的,我们那时似乎没有花钱买教科书这一说。
 
 
吴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本本分分地、一心一意地“教书”,堂课上完,满满当当。吴先生在当时的清华园里不属于最有名气的,但讲课很“抓人”,学生的思想不可能“开小差”。他在讲课时同时也在欣赏那课的内容,投进去自己的情感。吴达元先生是专门研究莫里哀的,每讲到莫里哀的喜剧即眉飞色舞。他也很喜欢雨果,在讲到雨果时,他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了十几本雨果的长诗:“ La Tristesse d`Olympio”(欧兰庇奥的哀愁),人手一册;连续讲了好几堂,既讲文法修辞之严谨和美感,又讲那首诗所蘊含的意义。他讲时中、英、法文轮用,或联想,或对比,我当时听得十分入迷,有一种陶醉的感觉。这几堂课的情景,我印象极深,至今仍可清晰地回忆出来;虽然,很可惜,那首长诗的内容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吴达元先生时常把学生们邀到他新林院家去,随意地谈谈,赶上春暖花开的日子,就在院子里聚会,搬出几把藤椅,有的人索性坐在小院的草地上。那时,每个教授都有一座二层小楼,新林院是最大的教授住宅区。每次去吴先生家,吴师母便准备些广东小吃招待,每人一小碗“鱼生粥”或“皮蛋粥”之类。这种师生的聚会,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其乐也融融的文化气息。不过后来,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教授们的居住条件也不同了,不可能请那么多人来喝“鱼生粥”。
 
20世纪末某次去了一次“新林院”,我不禁大吃一惊,那些曾是教授们一家一居的小楼,都破败得慘不忍睹,其凄凉破烂之象,只配供拍“聊斋”之类的影片作“外景”之用。昔日幽静娴雅的新林已经被座座后来盖起的新楼们,挤成了一隅废地。几十年过去了,新的取代旧的是天经地义、自然规律,但是我仍不免产生岁月沧桑之感。
 
吴达元先生是位典型的教书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教书匠”。他著述不多,写过“欧洲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是作为大学用的教科书而写的。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潜心教书,这是他“知名度”不算高的原因。不过我的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文化的启蒙知识,很大成分得之于他。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去看过他,工作忙,是确实的;我这个人,扪心自问也的确不太讲“交情”,有些“忘旧”。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谈不上了,曾耳闻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怎样的了,也未在意,再后来听说他患了食道癌,我竟然没有去看望他;过些时候,就听说他病逝了。他逝世的十周年,北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科悉数被调至北大)为他举办过一个小型“追思会”,许多曾受教于他的学生都赶来了,当时我正躺在医院,已在进行“血液透析”,只写一封信送去表示一点心意。已定居香港的同班同学黎凤鸣特意赶来参加了“追思会”,之后,她到医院来看我说,老同学差不多都来了,只有你不在,真不够意思;不过也难怪,你病成了这个样子。听她这样说,我不禁暗暗“自责”,我生病是事实,但我这个人确实有些“寡情”。后来罗大冈先生逝世,我同样因病去不了,也是只给齐香先生写了一封“慰问信”。
 
 
罗大冈先生与吴先生不一样,他和齐香先生是比较晚从法国回国的,先是在南开大学执教,由南开调到清华,很快“院系调整”转至北大。再后来罗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听罗先生的课不多,他讲“选读”,讲课旁征博引,把他在法国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他们离开法国不过几年,亲历了法国近代文学界的变化,对20世纪上半叶,及至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派别的情况了如指掌。
 
罗先生在讲课时顺便讲到的“新浪潮”、“存在主义”、“达达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使我们这些对文学史的知识止于19世纪末的青年续上了20世纪的上半叶,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罗先生还把唐诗译成法文,曾在课堂讲过几首。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好像是1991年),清华校庆日,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去看望罗、齐两位先生,他们已是望八之年了。住的是北大分配给齐香先生的,面积十分窄小,加上书多,几无转身之地。罗先生双耳完全失聪,两位先生交谈十分困难,于是做了一个“土电话”,用一根长塑料绳子两端各连上一支香烟筒,既当话筒又当听筒。齐先生居然说很有用,二老就这样通话。我们去了,他们兴奋得像孩子,还记得我们几十年前每个人的特征。罗先生改行做研究工作,齐先生则在北大一直教书,近几年才退休,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
 
罗先生重听,说话少;齐先生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周剑卿最活跃,黎风鸣最不用功,学得最好的是桂裕芳。此时,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已过了耳顺之年。这次相聚后我们便很少见面了。
 
临别时,我送给罗、齐两先生一本我几年前出版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几天后接到罗先生寄来一封信说看了我那本书,觉得没想到我进入了一个“新领域”。随信寄来他近译、齐先生校核的法国当代作家M.亚朗的散文小说选集《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作家出版社1990年首印,是一本装帧朴素而文雅的小开本的“口袋书”,很符合亚朗的风格。遗憾的是扉页上的译者名字中的“冈”字错印为“纲”,罗先生寄来的那本特意用钢笔把那个“纲”字的偏旁划去了。
 
 
在清华时的“口语”课是盛澄华先生教的(“口语”课是现在的称呼,那时叫“会话”课)。最后一年转到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教“口语”的是齐香先生。那些年没有法国教师,“口语”只能由中国人教。整个西语系只有一个美国教授,有名的温特教英美文学,他是久居北京的,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做了许多掩护和帮助革命知识青年的工作。老年,他对许多事情有意见,很不惬意,郁郁以终。
 
在清华校园里时常见到他高大的身影,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同学们讲,他的学识和人品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教了好几代中国学生。至今我只见过杨绛先生写过追忆他的文章,没有见过别人写过关于他的回忆。中国人有不忘旧的传统,他那么多学生,该不会忘记他吧。
 
盛先生其实并不善于“口语”。他在法国留学时是研究纪德的;国内没有几个是专门研究纪德的,盛先生便成为“纪德专家”了。而纪德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纪德”是开不成一堂课的。盛先生技无所施,受命开了他并不擅长的“口语”课。每次上课,他带来一架唱机,放教学法语的录音,一遍两遍地听。我那班学生一共十来个人,围坐在一个唱机周围听。听完后,盛先生用法语提几个问题叫学生用法语回答,或者叫起一两个学生用法语概述唱机里录音的内容。现在想起来,这种办法似乎相当“原始”,但盛先生煞费苦心,在那种没有“外教”的条件下想出了这种聊胜于无的办法,真够难为他的。
 
盛先生那时正在追求进步,经常是那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装,很像从解放区过来的。他已是“预备党员”了。他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说话很慎重,多一句不说,可能与此有关。在我们学生中有位年纪稍长两岁的大同学,是全系师生中唯一的党员,自然负担起全系的“政治思想工作”。据说盛先生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时常在课后要同盛先生谈些什么。只是盛先生是否继续研究纪德,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一年在北大上“口语”课,教师是齐香先生了。齐香先生的发音很好听,是纯正的“巴黎音”。她上课完全不讲中国话。她的办法主要是“听写”。先把要“听写”的内容,用正常速度朗读一遍,让大家有个概貌,然后用较慢的速度一句一句念,每句念三遍,学生用笔写下来,再叫一两个学生把“听写”的内容朗读出来。最后齐先生评讲、纠正错误。这个办法弄得学生们十分紧张,整个课时不容你分散注意力,你事先也不知道她要念的是哪种内容的东西,心理上是没有准备的,所以一开始便紧张起来。不过齐先生的态度是很温和、很体谅的,甚至是很慈祥的,即使发现某人在“听写”时有不该犯的错误,她的批评也是很说理的,很和蔼的,从不疾言厉色。
 
齐先生备课十分勤奋认真,为了讲清一个词、字的用法,搜集或编写的例句,叠起来几可等身。有人说,齐先生自编的教学资料,如果稍加整理,印成书,一定可以对法国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很大的用处。齐先生为人朴实,从不张扬自已,一生本本分分地教书,心安理得,所以凡经她授课的,没有不尊敬她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不少这样的老先生,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地耕耘,无名无利。
 
齐香先生是“梨园泰斗”齐如山先生的女儿,所以她还能哼几句京剧“女起解”呢。
 
 
我的大学生活是一曝十寒,四五年时间没有连贯地念下来,中间时被“借调”工作或被政治运动所打断,当时我上过几座大学,都是名师如云的。然而除去刚才说的几位,大多只是在校园远远地望见他们的身影,对于他们,无论是属于哪个院系的,我心中总是怀着敬意的。
 
我刚进入清华园时,如前所述第一个感觉便是这里是一方远离城市尘嚣的“世外桃源”,人人都是饱学鸿儒,每个系的教授开什么课,指定什么参考书都公布出来,使人感觉是邀游在学问的海洋里,我不可能把这片海洋一口吞下去,但只徜徉岸边已够幸福的了。
 
一次我看到公告栏上贴出潘光旦先生给“社会学系”开列的参考书目,那前两种竞是《资本论》和《圣经》!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奇特的印象,令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赞叹学问的伟大包容性。但不久就听说,潘先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潘光旦先生兼任图书馆长,有好事者反映,图书馆里竞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性小册子放在一起而未列人“正式书目”,于是对潘先生的指责接踵而来。
 
我迟钝而又幼稚,不懂得“风起于青萍之末”那类的道理,没想以后每当政治运动一来即影响课程的正常进行,土改、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等等都要占去许多上课的时间。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
 
“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与“抗美援朝”联在一起的。对象是老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受过欧美教育或在历史上与国民党政权有些关系的。要清除美帝的思想影响,就要扫清存在于他们脑子里的所谓“亲美、崇美、畏美”的思想。当时叫做“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就是叫教授们分别在校、院、系各级师生面前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
 
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有的教授检讨多次仍过不了关。这是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下马威”。所有的教授人人过关,无一遗漏。他们在作检讨时,学生要去听,并给以“帮助”,如提问、上纲上线等等。有两例,我一直不忘。
 
一例是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作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他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的情绪很是激动。我记得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我敬佩冯先生一类的教授的学问,我之向往清华,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硕儒。在听冯先生作“检讨”时,我仍是带着这种心情的。听了几次冯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我觉得这样迫使他们作这样的“自白”,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于是在下面这件事上就暴露出我的“不合时宜”。
 
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系级做检讨。我是外文系法语专业的学生,对吴先生当然比较熟悉。吴先生检讨了多次,追问仍然不止。我感到很说不过去,竟起身说了句:“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不料这一句话把全场的目光都引到了我身上,我赶忙坐下了,追问继续下去。
 
会后那位在系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同学特意找我谈话,颇为语重心长地说:“你太‘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了,这不是真正帮助吴先生,这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即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示我今后要努力改造自的“世界观”。这些话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这位“大同学”后来在60年代受到了“政治整肃”,“文化大革命”时又遭到种种迫害。现在,他已在美国定居,去研究宗教问题了。
 
除去在学校必须参加“政治运动”外,占去我大学后两年相当多时间的应属隔三岔五地借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去参加实际工作。我参加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外宾的接待工作、亚洲太平洋区域联合会和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以及团中央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因有外宾与会)等等。这些工作,断断续续,加在一起,可能有两年之久,那时的领导大概觉得你既在学法语,不管你学到什么程度,就让你去当“翻译”,其实真正的翻译也轮不上我,那是教授们的“差使”,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打打杂、跑跑腿”,带着外宾逛逛街,等等。
 
参加这些实践工作,其实是我后来长期从事对外工作和国际活动的开端。我当时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
 
在团中央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学校时(因1952年院系调整,我已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毕业考试已过,已经放暑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只有应届毕业生在等待分配工作。我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没有分数,算不算毕业呢?吴达元先生说有两个办法,征求我意见:一是给我两星期做准备,然后补考,补考后算我毕业;二是不补考,算我“肄业”,与毕业生一起分配工作。我真的不在乎什么“肄业”、“毕业”,反正是由组织上分配工作,便说听从领导决定,但两星期后补考我感到困难,同时说借调出去工作是领导决定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所以缺考的责任不在我。吴先生说研究后再定。几天后吴先生通知我说:不补考了,而且仍算毕业,参加分配工作,因为“外调”参加实际工作,实比在校上课更能取得实践经验!
 
经过这几年折腾,我的兴趣已经从外国文学移开了。我的思想已经向“政治第一”的方向转化了;何况各方面都急需外语人才,外语系的毕业生大多数都要分配到各种政府部门去。过了几天,校部人事分配部门的潘乃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找我征求意见说,如分配到国外较长期地工作,有何意见。我表示一切服从组织决定。她说可能到布拉格去,她嘱我,在最后决定之前一定要“保密”。
 
过了几天,在办公楼大厅举行全校应届毕业生工作分配大会,陆平校长主持。全体毕业生胸戴大红花听候宣读分配名单。名单宣布接近完毕时,台上说,还有十四名毕业生将分配到“党群系统”,具体是哪些单位,将另行通知。我正好是这十四人之一。
 
那时毕业生分配工作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会开过以后,每天都有分到毕业生的单位派车来接,一批一批地走了,就是不见“党群系统”车来接我们这最后的十四个人。又过了半个月左右,校方人事部门通知我到“中央组织部”去接洽具体的工作单位。我到中央组织又等了几天,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份已准备好的“介绍信”,让我住进前门外一家招待所,等候通知。那家招待所离我家不远,因为要等通知,就老老实实等在那里,连家也不敢回。
 
等了十天左右,“通知”来了,呀!原来是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到,即我在大学时曾被借调去好几月的单位之一。我的毕业分配工作的过程,使我觉得很有些“神秘感”,因而也使我沾沾自喜,甚至有几分“自豪感”。因为我要去工作的地方背定是个很重要的单位。从此我开始了长期的“民间外交”工作。在“和大”工作一年后,我被派到维也纳在李一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我的“走马灯”式的大学时期就这样匆匆过去了。我对“国际事务”,在大学后两年已经沾上边儿了。大学学的一点点外国文学没有继续下去,只成了“业余爱好”。
 
我的“大学生活”四年间上了四个大学(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像走马灯一样,我算是从北大毕业的,但真正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没有多长时间。我念了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四个大学,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说实在的,这不能全怪我。
 
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借调”到一些单位参加些实际工作的期间,我渐渐懂得,什么欧洲文学之类都没有政治重要,一切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因为只有组织,只有党的组织才是决定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命运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在高中时期曾立志“一不作官,二不从商”的清高学子的“誓言”在不知不觉中淡去了,代之以“靠拢组织,提高政治觉悟,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在分配工作的那些日子,我激情满怀,希望组织上把我分配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志愿”了!四五年的时间的变化,真不可想象。
 
本文选自陈乐民先生回忆录《在中西之间》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最初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一二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其动力是什么?纠错机制怎样起作用?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与以前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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