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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忆廖公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资中筠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忆廖公
文|资中筠
(本文首发于2008年)
 
近来我在回忆往事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资料,发现今年正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却未见有什么纪念的动静,谨录此残留于记忆中的片断,作为对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
 
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
 
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
 
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
 
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 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坐,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
 
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是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
 
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馅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
 
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那次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版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的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涛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涛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涛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他阅人无数,许多名人轶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
 
例如一位女同志(当时也已是领导干部)原来在解放区做日本战俘工作,结果学了一口流利的“丘八话”,改不过来了,现在每当接待日本代表团,说话就露馅,他(廖)也不能制止她讲日文,毫无办法。还有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
 
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轶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他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拇指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他自己讲完就嗤嗤笑,很开心。
 
他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轶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也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
 
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他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他视为美味。
 
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他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朵颐。
 
还听陈乐民说,一次在加纳开会期间乘汽车在公路上走,忽见一大田鼠从车前跑过,他大为兴奋,立刻叫停车,让同行的小伙子去追,居然给追上了,当晚中国使馆的大师傅剥皮红烧,他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他看那篇文章作参考。他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
 
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他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他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他送过给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他还当众叫我“小猫”。不过他对比我年长许多的干部也叫绰号,有的已是老太太,他还叫她“小姑娘”,我也就无所谓了。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
 
我亲自见到1966年,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尽管“文革”已经开始,那次大会还是很隆重,在人大会堂举行。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廖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稍稍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第一个妻子)访华之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总理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也在其中。
 
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公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公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他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当然还有散见于海外各国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他莫属。
 
1982-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
 
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当然廖公当时又已担任各种要职,是大忙人,并不专负责对美工作,与我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但是不知怎地,我相信,我如果求见,他会见我,以他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敏感是会有兴趣听我谈的。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 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75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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