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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被定位为“美国进步作家”，因为他在麦卡锡时期曾受传讯并坚决抵制，6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签名反对核武器等等，一直活跃在美国左翼自由派作家圈子中。他的作品如《推销员之死》也被认为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之作。与后来在中国上演时评论者多从个人悲剧的角度的理解截然不同。——资中筠
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回忆
文｜资中筠
（本文首发于2007年）
大约是1978年春，阿瑟·米勒夫妇作为对外友协的客人访华，我当时在友协，负责他的接待工作，并且陪同在北京期间的大部分活动，有机会近距离交流。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刚刚从极度闭塞之中开始如梦初醒，许多观念还来不及转变；而米勒是第一次来中国，一方面充满好奇，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全然无知。双方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他是知名剧作家，我们特意请一位作家全程陪同，记得是乔羽先生，是友协还是作协决定的人选，我已不记得。乔羽主要不是剧作家，选择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刚好写了一个关于杨开慧的剧本，同时，那时已“解放”出来可以被批准陪外宾的作家还不多。乔羽完全不懂外文，全部需要翻译。当时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与现在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我的印象，乔羽十分谦虚，经常承认自己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而米勒则十分自信，尽管他对中国也知之不多，却并不以为意，有点居高临下的样子。他因为对中国完全不了解，谈话常常限于问答式，由他提问，我们作答。而回答他的问题又常常是一言难尽，他却只希望要简单的答案，不习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应该说，当时包括我在内，对米勒在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外友协邀请他还是政治标准第一。他被定位为“美国进步作家”，因为他在麦卡锡时期曾受传讯并坚决抵制，6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签名反对核武器等等，一直活跃在美国左翼自由派作家圈子中。他的作品如《推销员之死》也被认为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之作。与后来在中国上演时评论者多从个人悲剧的角度的理解截然不同。
那次访华，报刊几乎没有报道。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作家知识太贫乏，他向乔羽先生提起陀斯妥耶夫斯基，乔羽却似乎茫然没有反应。首先我不相信乔羽不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定是在翻译沟通上有所误解。另外，以我那时的思想状态，对他居高临下的态度心中常有所不平，总想有机会婉转地点他一下。
我下决心约他共进午餐，作较长的交谈。我在准备接待他的过程中的确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作品都读了一遍。有了这个资本，就足以使他在谈话中也倾听我的意见，而不是完全由他主导话题。
我先谈了对他的作品的印象，然后问他对中国戏剧有什么了解，喜欢哪个作家。他回答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汤显祖，他当然没听说过。我说汤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代，其成就也不亚于莎士比亚（这是我当时的说法，至于能否成立，我没有研究）。接着我就给他讲昆曲是怎么回事。他开始有兴趣。
汤显祖
然后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关汉卿（那时关于关汉卿的电影正受热议），当然他更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那更早了，是在13世纪，早于但丁。于是他承认他确实对中国文学很陌生，因为他不懂中文。
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曹禺和他的作品，他是当代人，还活着。我说知道曹禺的中国人大约决不少于知道阿瑟·米勒的美国人。他还是不知道。我说曹禺的“日出”、“原野”等都已翻译成英文。这样，他就不能以不懂中文为由了。不过我也坦率地说，由于受到文革的破坏和多年的闭关锁国，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新发展了解很少。（那时否定文革和批判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属于被允许的“口径”）。
午餐结束告别时他态度很热情，诚恳地说，看来我们双方都需要加强交流和了解。米勒到外地参观我没有陪去。据陪同他的翻译说，后来他的态度比刚来时谦和多了。后来，米勒回国后写的访华观感中记述了不少对中国人思想禁锢和闭塞的批评，但最后加了一段，提到了与我的谈话（没有点名，大约他记不住我的名字），大意说，我们反躬自问对那个世界又了解多少呢？我当时私心颇得意了一番。
现在回头来看，自己的心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狭隘性。对洋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处处要“杀杀他的气焰”。平心而论，米勒并不是盛气凌人。作为他那样享盛名的作家，有点傲气也不足怪。后来英若诚学长翻译并上演了“推销员之死”，米勒也多次访华，并见到了曹禺。他在中国开始出名。
他第一次来华时，中国除专业研究当代美国戏剧的之外，极少人听说过他，每走访一处，需要向接待单位的主人从头介绍，强调他如何有名，而且如何“进步”。近20多年来西方人对中国和亚洲逐步增进了了解，交流日益频繁，昆曲也为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我1992年在美国还看到了《原野》改编的歌剧在肯尼迪大厅上演，座无虚席。
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在美国了解中国还是少数专家的事，而且专家也各有所专，未必都知道汤显祖和曹禺。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很可怜的，刚刚从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中走出来，应该说离思想解放还远得很。所以我那时为这场谈话而得意也是比较幼稚的。
当时在华常住或经常访华的外国朋友如路易·艾黎、路易丝·斯诺夫人（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任妻子），以及已经入中国籍的马海德医生等对米勒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斯诺生前与米勒是有交往的，因此路易丝对他比较熟悉。我也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议论。以他们的观点看，米勒在美国原来是反体制的，后来因地位的改变，已经融入体制了（此说可能有待商榷。根据我现在的了解，其实许多欧美人“反体制”和“融入体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与米勒一同访华的夫人是一位摄影家，原籍瑞典，完全是新型的职业妇女。提起米勒夫人，人们免不了会谈到他曾经与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的短暂的婚姻。据路易丝说，她见过生活中便装的梦露，比在银幕上还要美丽，让人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见她，简直令人目眩（她用的字是“glamorous”），大约是中文所谓“惊艳”吧。
梦露出身很苦，是街头流浪儿，所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聪明，有非凡的戏剧天赋。她本是极优秀的演员，由于好莱坞的商业需要，被定位为“性感明星”是不公平的，也把她毁了。米勒与她结合就是欣赏她的才华，还在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中专门安排了她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婚姻肯定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决不是一路人。
他们婚后，梦露与米勒的圈子完全格格不入，无论她如何努力也进不去。米勒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的高谈阔论她听不懂，更插不上嘴，很痛苦。最后大家互相都受不了。梦露终于摆脱不了她的圈子和命运。路易丝本人是话剧演员出身，并且学过戏剧专业，所以她对梦露的赞赏不是泛泛的，叙述中充满了对梦露身世的同情，我至今印象犹深。这应该算是米勒和梦露的一位知友的第一手材料，书以志之。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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