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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育英中学杂忆

育英的教育是全面、均衡发展的,文理并重,在文的方面,同样是中西并重的。历史、地理类课程都体现了本土的优先地位。毫不夸张地说,我许多基础的知识是在育英发蒙的,这种教育起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陈乐民
 
育英中学杂忆
文|陈乐民
 
我是1948年从北京育英中学毕业的。那时北京有四座有名的教会学校是育英(男)、贝满(女)、汇文(男)、慕贞(女)。
 
 
 
我在学校期间不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但绝对不是“坏学生”。因为我不喜欢数理化,平均分数就大受影响了。我的“强项”是“国文”和“英文”,还有进入不了课程表的书画之类。所以我对母校的印象和记忆就难免不全面甚至已经模糊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受到那是一个品格自由而严肃的学校。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循循善诱。举例说,我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好几位英文老师。年老师教英文选读,当然是在高年级了,他时时选一些狄更斯、哈代之类的文字,有时选些比较近代的,如萧伯纳等等。我后来对欧洲文学产生些兴趣,年老师的课可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年老师总是穿笔挺西装不同,教文法的崔老师穿的是灰色的长袍,留着平头,如果不是一口“牛津”音,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传统的教书先生。崔老师的课既使学生略有些紧张,因而不能不聚精会神,又非常有趣味,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
 
他的“拿手好戏”是教我们用“图解”法( diagram)分析长句子。上得堂来,他一语不发,先在黑板上写一句长长的、比较复杂的句子,叫一两个学生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八大词类应属的位置。那确实是要费些脑筋的,不过非常“好玩儿”。久而久之,再长、再复杂的句子,甚至还没有看懂,也能让八大词类各就各位。这种办法很灵验,不仅对学英文,而且对后来我学法文,也很有帮助。
 
崔老师说,学文法不仅止于看一种文法书,要看两三种不同作者写的文法书。他推荐学生们在课外看看林语堂写的English Grammar,因为林语堂中英文都属上乘,善于从中英文的对比上讲英文的文法。比如,英文说:“推开门”,中文就要说“把门推开”。林语堂举这类例子,很有趣,把呆板的东西讲活了。
 
崔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一直记得。他说:“懂一种语言就多一条道路。”我后来渐渐体会,一条道路就是一种文化。
 
郑老师也讲英文文法,一个学期专讲“语式”(mood),如“直陈式”、条件式”、“虚拟式”等等,每种mood,讲好几个课时,举许多例子。崔、郑两位老师的讲法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语法的基本知识,几乎可以烂熟于心,配合了年老师的英文选读。郑老师声音洪亮,讲话有节奏感,学生们给他起个绰号:“金少山”(京戏铜锤花脸)。
 
教英文的还有位拉森小姐,美国人,教“会话”(现在叫“口语”),教发音,教日常用语。
 
“国文”课也是我喜欢的,那时于的“国文”,文言文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等都是那时知道的。由于我的家庭影响,对课堂上讲的,常觉得不满足,但它可以指引我进一步去看有兴趣的书。
 
有位很博学的张老师,他的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些,讲话出口成章,很幽默,能书善画。一次我把我写的字和山水画拿给他看,请他指点。他端详了一会儿,说了些鼓励的话,有句话我一直牢记:“国画”(今称“中国画”)的基础在“书法”,并且说我画不及书。师辈的点拨时常能在一言半语之间起作用。
 
有位教“修身”的老师非常有趣。“修身”讲的是如何礼敬长辈、善待同辈、为人处世文明礼貌、进退有据之类,是一种比较枯燥的课。这位年轻的老师刚从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来任教。他一身西装,分头梳得铮亮,每堂课先不讲“修身”,而是在黑板上写一段元曲,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类,跟“修身”毫不搭界。
 
有一回写在黑板上的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惹得满堂哈哈大笑。他讲完元曲,剩下的时间就有限了,“正课”即匆匆而过。这种“不务正业”的教法把“修身”的死板的道学气一扫而光,因此大家都很欢迎他。他的课引导我立刻钻进《缀白裘》(清代辑集的昆曲剧作集,收人《琵琶记》、《牡上丹亭》等)里去了。
 
数理化的老师都是有很高水平的,如教化学的仓老师,在讲课前先评论一阵时局,这是我们感到十分新鲜的,后来,仓老师从某天起忽然不再上课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那时正是内战逼近的时候。教物理的陈老师讲物理的重要性时,常要提到“亚基米德大圣人”。可惜我不争气,一上数理化就犯困,死活听不进去,所以考试分数勉强够六十分及格已经不错了。老师都是一流的,是我不成材。
 
育英中学是个教会学校,因而有些人便有种种不确切的看法。比如以为我那时一定是信基督教的。诚然在育英的左邻贝满女中一进门迎面有座教堂,两个学校的人都可以去,我也不时去看看,听唱诗、看默祷、查经等等,我也看看《新约》,但那是一种自由参加的文化活动,不关信仰的事。
 
育英的气氛非常宽松、自由,绝大部分不是教徒。基督教绝对不参与校务。曾有一段时间把教会学校看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那绝对是荒谬可笑的。它全部精力都花在办合格的教育、办校风正派的学校上。有人认为我的外语还算可以是由于上了教会学校的缘故,相当多的人甚至认为,教会学校必然很“洋”,这完全是误解。
 
育英的教育是全面、均衡发展的,文理并重,在文的方面,同样是中西并重的。历史、地理类课程都体现了本土的优先地位。毫不夸张地说,我许多基础的知识是在育英发蒙的,这种教育起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我在中学期间,丝毫没有感到过分数的压力,尽管我的数理化成绩那么糟糕。上了毕业班,老师们并不像现在那么心急火燎,为了升学率拼命给学生加压。那时育英中学的教育方针,是给学生留出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一点对于教育,是绝对必要的。
 
2008年1月
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本文选自陈乐民先生回忆录《在中西之间》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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