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资中筠 > 资中筠: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资中筠: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资中筠
 
(本文首发于2003年)
 
读《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刊登的一组回忆雷海宗先生的文章,对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博大精深和创见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时想起与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没有荣幸成为雷先生的亲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时选修过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风范。事实上,真正上课一学期都不到,因为到12月,解放军就围城,北平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开学时,一切都变了样,许多课名存实亡,我甚至不记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试的。
 
课堂上教的内容,我大部已经忘记了,只依稀记得他讲古希腊部分比较详细,大约只讲到古代史,连中世纪都没有讲到。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微薄的历史知识得自那堂课。但是对雷先生讲课的风格印象很深,后来见到王敦书先生的回忆欣然有同感:“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 生动活泼……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第6页)。
雷海宗先生
 
有一点特别对我有影响的是,每堂课开始,先生一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下本堂课要讲的几个年代:纪元前XX年,相当于鲁X公XX年……也就是每讲到西方发生的大事时,同时提醒大家此时中国处于什么年代,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在差不多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首先对雷先生记性如此好,十分钦佩,因为在当时一般学生心目中记年代就是死记硬背,既枯燥又困难的事。后来发现,经雷先生这样一“相当于”,年代就活起来,也不难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启发我们随时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考虑,这一点对我后来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较早就养成一种习惯,甚至癖好,每涉及历史事件,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外国同时发生的事,或时代特点放在一起联想、比较。对于专门治史的人来说,我郑重其事提到这一点可能落“野叟献曝”之讥。
 
历史终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修养有限,更谈不到什么比较历史。但是这样一种把中外历史联系起来考虑的兴趣大有助于我开阔眼界,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观”都有影响。追根溯源,这方面启蒙的应是雷先生的教学法。而在当时,我自己是决没有意识到的。“润物细无声”此之谓欤!
 
解放以后不久,校园内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老师,后学生。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分为“左、中、右”(当然,有幸被承认为“左”的是极少数,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离开学校后听说雷先生不但被归入“右”类(那是远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名字。
 
待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复出时,雷先生早已归道山,我不在史学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时又被提起过。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
 
我则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为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
 
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在一两年后应邀成行,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英文原名“Earthbound China”),冯友兰先生协助卜德把《中国哲学简史》译成英文,都是利用这一赴美的机会完成大部分工作。
 
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地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
 
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80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有机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各种来源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和美方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入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地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
 
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
 
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最初丛林法则主导的资本主义。一二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深刻改变?其动力是什么?纠错机制怎样起作用?今天遇到的新问题与以前有何不同?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