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资中筠

 

（本文首发于2003年）

 

读《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刊登的一组回忆雷海宗先生的文章，对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博大精深和创见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时想起与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没有荣幸成为雷先生的亲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时选修过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风范。事实上，真正上课一学期都不到，因为到12月，解放军就围城，北平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开学时，一切都变了样，许多课名存实亡，我甚至不记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试的。

 

课堂上教的内容，我大部已经忘记了，只依稀记得他讲古希腊部分比较详细，大约只讲到古代史，连中世纪都没有讲到。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微薄的历史知识得自那堂课。但是对雷先生讲课的风格印象很深，后来见到王敦书先生的回忆欣然有同感：“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 生动活泼……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第6页）。

雷海宗先生

 

有一点特别对我有影响的是，每堂课开始，先生一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下本堂课要讲的几个年代：纪元前XX年，相当于鲁X公XX年……也就是每讲到西方发生的大事时，同时提醒大家此时中国处于什么年代，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在差不多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首先对雷先生记性如此好，十分钦佩，因为在当时一般学生心目中记年代就是死记硬背，既枯燥又困难的事。后来发现，经雷先生这样一“相当于”，年代就活起来，也不难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启发我们随时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考虑，这一点对我后来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较早就养成一种习惯，甚至癖好，每涉及历史事件，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外国同时发生的事，或时代特点放在一起联想、比较。对于专门治史的人来说，我郑重其事提到这一点可能落“野叟献曝”之讥。

 

历史终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修养有限，更谈不到什么比较历史。但是这样一种把中外历史联系起来考虑的兴趣大有助于我开阔眼界，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观”都有影响。追根溯源，这方面启蒙的应是雷先生的教学法。而在当时，我自己是决没有意识到的。“润物细无声”此之谓欤！

 

解放以后不久，校园内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老师，后学生。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分为“左、中、右”（当然，有幸被承认为“左”的是极少数，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离开学校后听说雷先生不但被归入“右”类（那是远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名字。

 

待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复出时，雷先生早已归道山，我不在史学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时又被提起过。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

 

我则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为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

 

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在一两年后应邀成行，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英文原名“Earthbound China”），冯友兰先生协助卜德把《中国哲学简史》译成英文，都是利用这一赴美的机会完成大部分工作。

 

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地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

 

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80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有机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各种来源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和美方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入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地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

 

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中国人自己呢？

 

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余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