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某件关乎人民健康的大事，出现一篇 “向曾经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们致敬”的文章，我读后十分感动，并深有同感，对文中提到当年一批勇于，如有良知的新闻界、法学界和医学界人士等，深怀敬意。可惜，这篇文章现已看不见了。对于自家门口之事多说也发不出，还是讲讲他山之石。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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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青史的调查记者

 

本月初在拙著《二十世纪的美国》的发布会上，我曾简单提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性，现在想就其中“耙粪文学”的作用作进一步阐述（部分内容摘录自本书）。

 

资本主义从一诞生就伴随着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成长的，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由此出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必赘言。在新闻方面，建立在充分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欧美媒体一直都以报道真相和社会批判为己任。

 

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这种批判性的舆论的作用尤为突出，并出现了有名的“耙粪文学（Muckraking Literature）”。“耙粪”一词并非他们自己起的，是当时老罗斯福总统对此表示不满的贬词。他说有些专门揭丑的作者像是《天路历程》一书中的一个人物，“手里拿着一把粪耙，不会看别处，只会低头往下看”。这一词却为公众认可，成为一个褒义词，从此载入词典。

 

那场运动推动了几部划时代的立法，其中与民生密切有关，也值得我们当下注意的，就是《1906年清洁食品与药物法》 和《肉类视察法》。这是第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由此政府建立了食品与药物监管部门，其任务就是责成已经存在的“化学局”负责制定有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并切实担负起对此类产品的检验，对于犯规者向法院起诉。现在已经成为惯例的、西药包装上必须标明主要成分的规定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促成这项法律的著名人物和作品就是乌普顿·辛格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的一部小说《屠场》（The Jungle）。这部以虚构体出现的小说是基于他对一家肉联厂的深入调查，描述了这一行业令人作呕的肮脏的制作过程和工人的恶劣的劳作环境和待遇。书一出版，立即引起舆论大哗，肉类熟食制品销路急剧下滑，据说当时的总统老罗斯福看过此书后再也不吃香肠。此书出版于1906年上半年，几个月后，上述两项法案即获通过。

 

《屠场》（The Jungle）

 

辛格莱一身兼记者和作家，记实和虚构作品都写，就是虚构作品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进步主义改革时期“耙粪文学”的骨干之一。他志在社会改革，对于他这本书所引发的效果并不满意。因为他原来的重点是要引起社会对劳工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注意，他所描写的工人大多数来自东欧的新移民，没有自己的工会，还不会为自己维权。结果社会关注点却在食品卫生方面。他说：我要打动的是人们的心，却打动了他们的胃。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参加了社会党。但是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结构性改革，并不认同暴力革命。

 

他活了九十岁，正是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臻于繁荣富强的时期，而他出版的上百部著作，主要就是揭露和批判这一进程中的种种阴暗面和社会弊病，毕生为进步主义改良的理念，为社会公平、弱势群体的权益鼓与呼，1943年得普利策奖。他也曾两度竞选过公职，不过都未当选。

 

“耙粪文学”中还有一位重要人士，就是埃达·塔贝尔（Ida Tarbell 1857-1944）。她应该算是调查记者的先驱，最著名的业绩就是深入调查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巧取豪夺的手法，写成系列报道，从而促成了反垄断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导致最高法院做出拆散该石油公司的垄断举措的裁决。最早发表她关于标准石油公司系列报道的刊物《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成为这一时期有名调查新闻的先驱。

 

 

塔贝尔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上大学时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在她那个时代，女记者更是凤毛麟角。她凭借自己的才华、理念和勇气，不但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促成重大改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无意中创造出“调查新闻”这样一个类别，功不可没。她也因此名垂青史。

 

新闻业最重要的使命是报道真相，对公众的知情权负责。但是真相往往被表面现象所掩盖。有一些重大的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之事，常与巨大的利益分不开。逐利是人之常情，马克思说：“（资本）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事实上真有足以“绞首”的法律，而且能得到执行的话，这种逐利是会收敛的。

 

问题在于法律不健全（当然现在不能提倡“绞首”），或者更多是与本应执法的权力相结合，受到庇护，就成为强大的势力。由于信息不对称，受损害的公众很难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难以深入内幕，找到根源，聚集成足以撼动大树的力量。这就是调查新闻的可贵之处。

 

每一个这样的记者并非从一开始就以揭露黑幕主持正义为目的。只是作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忠于写真实的原则，职业本能和敏感促使其穷追不舍，结果真相越是惊心动魄，就越冲击他（她）的良知和正义感，成为冲破阻力锲而不舍，直至彻底暴露，取得结果的动力。有的作者则是对某些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一开始就抱着彻底揭露，口诛笔伐的目的来的。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上他们的矛头大多指向垄断财团和权势集团，同情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这些作者可能不一定都有崇高理想，但是只要能独立于利益集团，忠于现实，并有一定的职业洞察力，当然还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就能写出直指时弊的优秀作品。这样，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难逃记者和作家的笔锋。主要对象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政商集团的内幕，这些都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众怒难犯，形成推动改革的压力，同时也受到身受不公平竞争之害的企业主和开明政治人物的欢迎。事实上对作恶者的宽容就是对善良的同行的打击。因为老老实实依照标准生产的药品或食品，其成本总是高于假冒伪劣产品，如后者不受惩罚，或惩罚太轻，其结果前者只能破产，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揭露社会阴暗面并非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新现象，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学和舆论的特点，其所以新，不在于它“暴露黑暗”，也并非是它提出了比以前更激进的新思想，而首先是其规模和影响达到空前的程度。它之成为一种现象，是与美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分不开的。如果说从20世纪末以来，正在发生一场信息革命的话，世纪初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电讯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算是一场初级信息革命。以日报的发行量为例，1870年全国有574家，发行量共2，800，000份，到1899年这个数字分别为1610和24，200，000。量变引起质变，使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发生变化，从新闻提供者变成舆论和思想情绪的塑造者。

 

报刊杂志进入了家家户户餐桌和起居室之后，比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的读者面要宽得多。与此同时，报刊和报人的经济收入也今非昔比，这又至少产生两个重要后果：一是更加独立于政党政治；二是有更多的财力聘请高水平的记者，并能负担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的费用。毋庸讳言，这一类的文章总是十分吸引读者，给刊物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耙粪”刊物之兴旺与利益驱动分不开，也是事实。但是完全归之于利益驱动是不公平的。因为揭露的对象都不是一般人，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可以使出各种手段，例如调查污染的记者遭到有关工厂雇凶暗杀的例子也是有的。没有足够的良知、理念，具备一定的毅力、韧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坚持到底的。当然，记者和作家只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推动社会改革不可少的力量。最终立法、执法还取决于执政者。在美国，因为言论自由有宪法保护，不能明目张胆予以封杀，又由于立法者需要依靠民选，对民意不能置之不顾，所以调查新闻的压力能起较大的作用。至少在那个历史时期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

 

正因为这一事业之艰难，到接近1920年代时，扒粪文学就开始式微。新闻界日益商业化，并有为资本所收买的趋势。原来的改革派掀起对新闻界本身的批判。辛格莱出版了另一部代表作《黄铜劵》，对新闻行业的腐败现象展开尖刻的批判，包括为吸引读者、迁就广告商的庸俗“黄色新闻”（即后来的牛仔记者、八卦新闻）之由来，进而揭露美国新闻自由的局限性。这一轮的关于新闻的辩论促成几年后美国“新闻工作者道德守则”出台。以后不断修改，一些大报还有自己的细则。到21世纪，媒体一方面仍然起着追求真相、社会批判的作用，“调查记者”前仆后继，维持着这一优良传统；一方面自身也面临被权势、金钱腐化的挑战，随着形势变化，新闻载体日新月异，具体细节会不断变更，辛格莱所批判的现实和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

 

回过头来看本土，绝不能说，美国记者天生比中国记者勇敢。国情与处境大不相同，自不必赘言。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曾经一度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我国也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调查记者，以及享誉全国，极一时之盛的报刊。在某种程度，或某些领域，也曾因揭露真相而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

 

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中还有不俗的表现。我在《灾后感言》一文中，专有一段对当时媒体的表现表示敬意，曾用了“给点阳光就灿烂”这样的话。最后说：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媒体的“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看来我真是一厢情愿了。尽管如此，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中，还有一位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真相的摄影记者令我肃然起敬。不论在哪个社会，各种“事件”总是层出不穷的，在当前我国，不知道对媒体人做怎样的期许才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