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这是我一篇20年前的旧文。近来又重新在网上流传。许多读者误以为是我最近写的。当时写此文时尚无任何华语作家得奖，也没有人“在望”。所以没有具体针对性。如今被重发，可能会被误会是针对获奖者，所以特此声明。

 

在这二十年中情况有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外国的大大增加，许多中国作者进入了外国文学界的视野，而且不仅是诺奖，已经有不止一人得其他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如今重读旧文，也许对某些现状的描述有点过时，但自己感到基本观点没有变。除了个别专业研究者很难互相比较外，就广泛性而言，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了解还是大大超过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更不用说对作者的影响了。例如马尔库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未见哪位拉美作者这样受中国作家的影响。

 

既然此文还有读者，其他网转的文本不知是否准确，现将1996年在《读书》上发表的原文不加修改，重新发表于下。

 

我一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抱怀疑态度，并认为我国的优秀作家大可不必对此桂冠钦羡向往。这倒不是替我国作家抱酸葡萄心态，而是我实在想不出来那些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国风民情如此隔阂的评委会衮衮诸公能够依据什么来对丰富多采、中国人自己都眼花撩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做出判断？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经济学也不同，首先是靠语言来表达的，好的作家必然有独到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好的翻译也难以完全传神。京戏拿到国外去演，常看报道说是“引起轰动”云云，就算是真的，那剧目也限于“三叉口”、“雁荡山”、“盗仙草”之类的以武打为主的戏，无论如何精彩，代表不了京剧的全貌，更不用说以词见长的昆曲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宝刀记》开头林冲那八句定场诗，即使有高手译成最相近的西方语言，如何让洋人体会其中的意境，从而懂得文字的妙处？

 

当然，文学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其内涵。作为其本质的内涵归根结蒂源泉在于生活，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欧美文化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尽管各民族特色千变万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相通要比与中国（姑不用“东方”这样大的字眼）文化相通要容易得多。我见过不少欧洲知识分子，通晓好几国文字是家常便饭，熟练如母语，但大多数是欧洲语言，最多包括俄语。他们之间开玩笑、用典故，极易心领神会。而通（是“通”，不是会几句）中文则是专门“汉学家”的事，即使汉学家，多数研究范围也很狭窄，研究文学而有能力博览群书者尚不多见。听说这次得奖的日本作家得力于他的作品的极好的英译本，因而偕翻译一同领奖。我不禁想，其它未被译成西方语文的日本作品呢？

 

中国文学写的当然是中国的人和事。仅举一例：鲁迅的《阿Q正传》之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已为国人所共识，其深远意义远超出中国农民，应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写中国农民出名的赛珍珠却得了诺贝尔奖，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评委们的视野。就以现在在世的我国几代新老文学写作家（包括各种文体的）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从四万万到十二万万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经历了、见证了多少惊涛骇浪、苦难、忧患、风雨、坎坷、荒唐与辉煌、屈辱与荣光、崇高与卑劣…这些感于心而流诸笔端，不论其风格属什么“主义”和“流派”，或黄钟大吕，或淡雅纤巧，或忧愤泣血，或嬉笑怒骂，或讽，或怨，或实，或虚，多少优秀作品在中国几代读者中引起心灵的震撼、强烈的共鸣、会心的微笑，甚至影响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这一切，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权威”们接触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从作出筛选和判断？

 

基于本人多年来与大量的相当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经验，深知其难。不用说文学，就是比较容易有共同标准，在理解、交流上并无困难的社会科学，中西学者对对方成果的互相关心、追踪、绍介和了解也是极不平衡的。这里一则是语言问题，一则是心态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动态没有那种“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求知欲，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旅外学人和留学生的著作，据此得出的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对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要虚心（或心虚）得多。

 

何况文学，审美口味占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很难一致。去年某文学界人士定出当代中国文学十位大师引起好一阵争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都理解其为一家之言，也就无所谓。当然西方欣赏中国艺术的不乏其人，但欣赏是一回事，作出权威性的判断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养、有研究。我决不是否定文学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尔扎克译著的序言中说过，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不朽的文学大师以其不朽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大师却不是哪个评委会封的，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如董鼎山先生文中所历数的文学大师都没有得诺贝尔奖，还不说明问题吗？即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要走出本国、本洲，还得靠一定的传播渠道。西方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是通过近百年来几代翻译家、评论家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已蔚然成为一学，出现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翻译家；而相反方向的译述、介绍，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无法相比。中国文学的宝库要为“国际社会”（借用一时髦词儿）充分认识，还任重而道远，得有多少个杨宪益！

 

再何况，从赛珍珠的《大地》在西方获盛名，到当代张艺谋的特种题材的电影几乎成为国际得奖（或提名）的专业户，反映出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的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域文化”的独特的（姑且用一个中性字眼）欣赏口味。（必须申明，我无意贬低这位美国作家和中国导演，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才华有一定的水平的）。再何况，在方今的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没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要定于一尊难矣哉！诺贝尔文学奖基本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作为一家之论，有它存在的价值，若视之为世界最高权威，最高荣誉，怕是该打破迷信了。我甚至担心，哪年它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以上这些平时在茶余饭后经常发表的议论，原没想到要形诸文字。读董鼎山先生深知内情的文章（《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有了印证，遂产生了写出来的欲望。

 

始发于《读书》（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