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资先生离京南游，易中天赠新作《风流南宋》，旅途空隙中翻阅。书中谈理学篇章引发资先生诸多思考和感悟。资先生倾向于认为“理学”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更大于孔孟的儒学。资先生随手摘录易中天书中《理学是非》部分章节，以飨读者。——小编

 

程朱理学如何成为“杀人”道学

文｜资中筠

 

今年春节前后离京南游，工作与游乐兼顾，探亲访友，并又有机会以乐会友，其乐融融。除此之外，闲来读书，喜有意外收获。

 

沪上易中天君来访，赠我新作《风流南宋》，正好在旅途空隙中翻阅。易君向来以善于讲故事见长，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高头讲章，文字平易活泼，使人终卷不觉疲劳。当然，一如既往，易君对于人们熟知或有定论的人和事，总是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不过这是严肃的学术著作，绝不是“戏说”，字字有根据，看卷尾的注释即可知。

 

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一体，我都无深入研究，只有一些粗浅的知识。当然多年来也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读到一些有关著作时或得到印证，或修正自己的成见。

 

读易君此书也有不少新的心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对于朱子本人以及“理学”，论著汗牛充栋。戴震曾斥之为“以理杀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道（理）学杀人”之说更加流行。而在大力提倡“国学”的潮流中，又有人对“存天理，灭人欲”作正面的解释，当然朱子的形象也随之褒贬不一。

 

我本人一向倾向于认为“理学”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更大于孔孟的儒学。《风流南宋》主要是谈史，但专有两章讲程朱理学及其与宋朝政治的关系，乃至对其后中国的影响。读后本人感到若有所悟的有几点：

 

一、我一直有个问题：盛唐出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为什么不出思想家，而理学偏偏诞生于宋朝？询诸一些历史专家，都未得到解答。易君书中给出的理由是，历代君主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唯有宋朝，这使士人兴奋不已。但是拿什么与君王共治？读书人两手空空，既无财，又无兵，唯一的资本是思想，所以努力提出一套思想，才有“共治”的条件。这是理学产生的动力。此说对我有说服力。

 

二、程氏兄弟生于北宋盛世，而朱熹却与南宋几乎同时诞生。半壁江山失陷，偏安江南，是南宋所有士大夫为之痛心疾首之事。在这危亡之秋，武有岳飞一心想“从头收拾旧山河”；而文有朱熹、陆九渊致力于从头收拾世道人心，重振家国，程氏的学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发扬光大。（按：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

 

三、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及其矛盾和影响，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中国所有士大夫一样，凡提出主张，最终都必须落实在说服当朝皇帝予以实施的。“君为臣纲”被认为是“天理”，而那“纲”恰巧是最不讲天理的，这就是这一理论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更有甚者，无论出发点多好，既不能使统治者存天理，却能被利用来实现其“人欲”的统治手段；思想家一旦成为官学，被公权力神话，传到民间，其负面影响就加倍放大，完全失去提出者原来的理想，流毒千古，真的成为“杀人”的精神武器。这是很多思想家的悲剧，又岂独朱子然？

 

四、不论对“理学”如何评价， 书中对朱熹、陆九渊以及有宋一代士大夫的风骨、气节充分肯定，这点颇得我心。后世常把理学家称为“伪君子”，那是那些以儒学、理学为名以逞其不可告人的私欲之人。朱熹、陆九渊等人却是真君子。他们是真心希望致君尧舜，而绝不逢君之恶。在受到排斥、甚至迫害时，就归隐山林，而不曲意迎合。还有可贵之处是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观点不同，互为论敌，但是互相尊重，不搞小动作。在陆九渊有机会面君陈述自己的主张时，朱熹十分高兴，乐观其成，而且真心诚意介绍经验。因为他们大方向一致，都希望“致太平”。这是何等的胸怀？应该说这是宋朝士大夫特有的品德、风气。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斗争中那一批反方和正方都有这种风度。可惜宋朝以后，这种风气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几点只是我在客旅中匆匆阅读后的一点感想。算不得书评，更不是深思熟虑的学术观点。今征得作者同意，从第三章《理学是非》中摘录几段，以飨读者。因避免篇幅过长，且为了突出我特别关注的重点，许多地方都割爱删去，加了省略号。原文注释也都略去。

 

 

书摘一则

《风流南宋》第三章：理学是非

文｜易中天

 

朱熹直到临死前，

还背着逆党魁首和妖术伪师的罪名，

二十多年后却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这或许是朱熹的幸运，

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

 

……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做器，无形无影的叫做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

 

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

 

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仁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礼。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

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

 

 

……

 

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

 

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疢（读如趁）。

 

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著一条丝。这不是扯吗？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办法是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

 

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也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

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

 

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工夫”。

而且，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杀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

 

……

 

比如王玉辉。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杀人”。

 

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

 

……

 

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贞节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

 

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原因之一书院、之二印刷术兴起、之三学说平易近人……略）

 

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

 

……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