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之才并非自今日始，是一门极为古老的艺术，差不多与人类的思辩能力同时发展起来，而且中外皆然。试看多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巨著都是为自己所坚信的真理而辩。中国士大夫有许多缺点，但是有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就是讲气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资中筠

 

（本文首发于1996年）

 

病中闲翻钱基博著《中国文学史》，见宋朝有一汪藻（字彦章），是四六骈文大家。文章上承苏、欧，集宋人四六体之大成，书中称他“属对精整，擅绝一时”，“感激顿挫，意到笔随”。他不但擅长骈文，古文也写得好。此公历仕徽、钦、高宗三朝，都是专职“笔杆子”，绝大多数作品是为皇帝或主政者代拟的制诏，往往一文既出，天下传诵。

 

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类为首长代写的发言稿、声明、文电、训令能变出什么花样，写出什么文采来，竟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而汪藻的这类文章写得实在精彩，读之不得不叹服。不过他之为人，包括文德，却是“为士论所薄”，何以故？且看他的生花妙笔。

汪藻

 

金人陷汴京后立张邦昌为楚帝，张迫于时论，不敢称帝，请出孟太后垂帘听政，并迎立康王。汪藻奉命为太后草诏，实际是秉张之意。文章洋洋洒洒，先说：“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这是为张邦昌辩护，曲尽委婉。又说“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这是劝进康王（因为康王曾“力辞”），比之晋文公、汉光武，用典也煞费苦心。

 

及康王即位为高宗，决心治张邦昌罪，又要汪藻草制。于是藻写道：“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为鼠雀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多么义正词严！张邦昌是死罪难逃了。但是高宗暂时还不想杀张，怎么办？文章到此笔锋一转：“尚以本由于迫胁，恻然姑示于衿容，出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真是体会上意，天衣无缝！

 

又如一贯主战的抗金名相李纲，初因朝廷屈从金人压力而罢相，士民上书请愿，宋钦宗乃二度起用为尚书右丞。于是汪藻投启祝贺，引经据典，推崇至极，总之是千古一人，张良、谢安、李晟、郭子仪都各有缺陷，只有李纲是“永惟元勋，夐绝前古”，“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本人高攀不上，不能追随左右“陪宾客之后尘”，“岂不能大书特书，续山林之野史”！吹拍至此，算是到顶了。

 

到高宗时，李纲仍坚持抗金立场，并直陈时弊，终不见容，罢相，贬鄂州。又是汪藻为高宗草制，罗致罪状，同一个李纲变成了：“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当初士民为他请愿是众望所归，“非雅望孰为之师表”？皇帝让他复出是“帝从民望”；现在变成了“信狂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朋奸罔上”，“欺世盗名”。真是有笔如刀，生死操之寸管！如果单看一篇，似乎都无懈可击，文章不可谓不高明，然而作者心中的是非究竟何在呢？

 

于是不由得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我得首先声明，我并不反对举办此类竞赛：不但锻炼口才，更可以培养思辩能力和逻辑的严谨，而且辩论的题目常是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使学生也关心和思考书斋以外的大世界。

 

问题出在“正方”、“反方”是抽签决定的。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每当从电视上看到那些才思敏捷，词锋犀利的青年学子唇枪舌战咄咄逼人时，我总是要想，他们的真实主张究竟是什么？因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问题的具体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

 

雄辩之才并非自今日始，是一门极为古老的艺术，差不多与人类的思辩能力同时发展起来，而且中外皆然。试看多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巨著都是为自己所坚信的真理而辩。

 

中国最早、最发达的时期当然是春秋战国，所谓“争鸣”，就是辩论。实际上，从两汉至晚清的多少名篇相当大量的也是辩论的产物。有时裁判和辩论的对象都是皇帝。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辩输了，轻则遭贬黜，重则掉脑袋。中国士大夫有许多缺点，但是有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就是讲气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就在那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仍有不少人敢于面折廷争，为自己坚信是利国利民的主张而穷尽其理，不惜以身殉。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策论文章（有些就是奏折），或说理缜密，或气势磅礴，主要是里面有作者的灵魂。

 

外国也一样，从苏格拉底到十九世纪法国德莱弗斯一案中的左拉，到近世法庭上的革命者，其演说词都是掷地作金石声，源出于坚定的信念。后来西方言论自由多了，很少以言获罪，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口才，大学都设专业。却发展出了一种政客式的辩论术，称作“DEMAGOGY”，我们一般译作“哗众取宠”倒也贴切。那是目的只在于要把政敌辩倒，维护什么反对什么倒是次要的，为此可以昨是今非，面不改色心不跳。其演说辞以机智见长。若以此为“现代化”的典范而大力“引进”，那是莫大的不幸。

 

其实，当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特产。有一个委婉用语非从政治运动过来人是难以体会的，那就是“说过一些违心的话”。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几乎人人有份（包括笔者自己）。既然是“历史造成的”，也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惊回首，中国知识分子那一点骨气、正气、傲气从而销蚀怠尽。而今，又有商业大潮带来的高度实用主义。我们不愁没有能言善辩的年轻人，我们需要大力挽救的是一份真诚、执著、追求真理的勇气，乃至傻气。

 

我不会天真到以为而今而后再也无人需要说“违心”的话了。但是退一步，非不得已（是不得已）而说时，总该心里感到痛苦、勉强，不那么积极主动，口若悬河吧！？再退一步，至少知道自己“心”在哪里，而意识到是“违”了，那还有点希望。时至今日，对下一代精英首先培养真诚，其意义想必超过商品的“打假”。

 

或曰，大学生辩论不过是练习，题目又不涉及大是大非，以追求真理来要求，陈义未免过高。可如果培养辩才也是总体教育的一部分，那目标就不能是单纯的舌辩之士，至少要和认真的独立思考能力结合起来。首先得弄清楚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不是别人要什么我有什么，翻过来掉过去都有一套说词，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连思辩的程序都颠倒过来了。

 

青少年是可塑性很强的，这种辩论会又很有吸引力，不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不可低估其对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辩论会不论组织程序如何，应以自愿选择某一“方”为原则。甚至选拔到最后各方的人数也不必一定相等。设若有一方只剩下一人，坚信自己正确，以“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舌战群儒，未尝不能获得优胜。

 

文章做到像汪藻那样真也非常人可及，而终为士林所不齿，况等而下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