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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张肖虎先生作品正式捐赠清华图书馆

张肖虎先生的音乐贡献是多方面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对融合中西音乐的探索,以及普及音乐,都有开创性的成就。5月22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了张肖虎先生音乐文献捐赠仪式。捐赠内容包括张肖虎先生留下的许多作品、手稿,以及未整理的原始资料。——资中筠
 
5月22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了张肖虎先生音乐文献捐赠仪式。张先生的独子前几年已作古,唯一健在的后人儿媳朱小苗女士作为捐赠方,清华图书馆馆长邓景康出面接受捐赠。
 
清华方面出席的有:
邓景康,图书馆馆长,教师合唱团团长
赵  洪,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唐  杰,校友总会秘书长
童庆钧,音乐图书馆负责人,教师合唱团副团长
袁  欣,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仪式主持人) 
清华老乐友,张先生未入室弟子,茅沅和我应邀与会,见证了这一时刻。
 
 
此事策划已有一段时候,因朱小苗是耶鲁大学教授,常住美国,委托茅沅代管。双方时间凑在一起不容易,现在约好时间,她专程回国,得以完成,张先生的遗作终于有了安顿之处,以后还可以陆续发挥作用。我们都感到欣慰,了却一桩心事。仪式后,自由座谈,我们回忆张先生的事迹,校方介绍清华的艺术教育与图书馆的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和今后规划,我颇有收获。
 
张肖虎先生的音乐贡献是多方面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对融合中西音乐的探索,以及普及音乐,都有开创性的成就。他的贡献并不亚于现在经常见诸媒体或网络的老一代音乐家,而名声不彰,方今即使在音乐界,年轻师生不见得都知其名,我常为之感到不平。也许这正与他涉及的方面广而杂有关。而且他以育人为主,编写教材,还组织各种活动,等等,要做的事很多,对出版作品,推广演出等等,并不在意。
 
我在天津时通过我的钢琴老师刘金定先生得识张肖虎先生,关于张先生在天津的音乐活动,以及《阳关三叠》钢琴曲的来龙去脉,我已为文介绍,此处不赘。(见:张肖虎《阳关三叠》钢琴谱出版,了却半个多世纪的心愿)茅沅对他了解更多。他在天津的活动,我原来只了解自己直接接触到的,后来才从茅沅处以及其他方面逐步知道更多。例如他曾在耀华学校教过音乐,而我在校时却不知道。
 
综合起来,张先生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如下:他自幼爱好音乐文艺,有天赋,学过不止一种乐器。为谋生考虑,上了清华土木工程系,但是毕业后却一直做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这恰巧与后来的茅沅一样),先在清华任音乐助教,并参加组建军乐队、合唱团,等等。抗战开始,他因需要奉养母亲,回到天津,同时悄悄把部分乐器运到天津租界上,得免落入日寇之手。复员后又运回清华。日占时期那几年,他依托天津租界,开展了多方面的音乐活动。除教钢琴外,在天津工商学院教音乐,组建了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支乐队一直是天津唯一的中国人组成的乐队(我在天津上中学时,就知道有工商学院管弦乐队,却不知道是张先生所创建。)抗战期间,他还写了苏武牧羊交响诗,并与人合作写了《木兰从军》歌剧,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木兰从军的歌词精益求精,曾请在北平的俞平伯先生修改,俞先生也尽心尽力,应其要求一次次修改。可惜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歌剧终于没有上演,但是他组织并指挥合唱团唱木兰从军的歌,我还被召去伴奏过。当时我只觉得非常好听,却不知道这是从歌剧中来的。
 
上世纪40年代末,他重返清华创建音乐室,重组军乐队,并组建了清华管弦乐队,这支全由师生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乐队,水平参差不齐,但也是当时北平唯一的一支管弦乐队。燕京大学有高水平的音乐系,却没有乐队。在他努力下,请了钢琴、提琴、声乐的专业老师来音乐室任教,中外籍都有,学生都是课余自愿来学,没有学分。但是非常踊跃,培养出不少人才。
 
据茅沅说,张先生一个心愿,就是以音乐室为基础,在清华创立正式的音乐系。1949年北平和平易手后,清华重新开学,还没有校长,由叶企孙先生任教务长暂时负责。张先生就拉着茅沅(作为学生代表)去找叶企孙先生情愿,要求他批准成立音乐系。叶先生苦笑说:我只是过渡时期临时代管,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我能决定,一天成立一个系都可以。此事遂作罢。
 
后来张先生看清华事无可为,就离开了。以后在北师大、中国音乐学院,对音乐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创作不断。中国少数几个大型舞剧之一《宝莲灯》是比较知名的,尽管近年来较少演出。但是整个舞剧的作曲是张肖虎,大概很少人知道了,连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其工作往往鲜为认知大体如此。他作古以后留下许多作品、手稿,以及未整理的原始资料。朱小苗也不是从事音乐专业的,感到就此淹没十分可惜,所以有捐赠清华之举。
 
在图书馆座谈中得知今日之清华,业余的艺术活动已有相当规模,乐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有特长生)。校领导对人文艺术教育日益重视。有了专门的“艺教部”。音乐、艺术方面开了正式的选修课,不像我们当年只能在音乐室作为课余爱好来学。图书馆专设“特藏部”,“音乐图书馆”正在筹建中。
 
张先生的捐赠也引来其他著名音乐家的家属的捐赠。以清华雄厚的实力,只要有心,办成全国数一数二的音乐资料、图书、档案馆,当是可以期望的。我提出的建议是,希望这些赠品不仅是供人参观的博物馆藏,而是利用方今先进的技术手段,尽量整理成为可以供后人借阅、学习、研究、欣赏的资料,以便音乐家的创作和思想得以传承。以《阳关三叠》为例,我之所以锲而不舍要争取此曲得以正式出版,就是不要让它在自己这样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手里成为绝响,而是进入正式教学、专家演奏的渠道,得以高水平的演奏版本推广、传播。
 
座谈会后,袁欣女士善解人意,得知我对清华老图书馆的感情,陪茅沅和我到旧图书馆走一圈。我当年在校园每天除上课外,就是在三点之间来回奔走:静斋(宿舍)、图书馆、灰楼(琴房)。几十年后旧地重游,风物依旧。阅览室一排排桌椅完全是老样子,不过据说已经是完全按原样新造的。当年我每天一下课就先放一本书在一个固定的位子,算是占位,晚饭后再去。陪同人建议我们再坐在桌旁留影,重温学生梦。
 
 
我印象最深的走路不出声的软木塞地板,早已经不起岁月的磨损,换了大理石砖了。不过进入书库,那磨玻璃的地板还在,仰望二层楼还是玻璃天花板,只是颜色已经暗淡,现在基本上是灰色,有些地方还可依稀看出一点当年的绿色。我在校时,四年级毕业班以写毕业论文为名,就有权进书库,当年自己颇有终于“登堂入室”的自豪感。据说现在学生已不准进书库了,只有教师能凭证入内。想想也是,我在校时全校只有弟子三千,毕业班只有几百人,研究生人数可忽略不计。以现在的在校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无论订出怎样严格的规矩,这小小的书库是绝对招架不住的。何况现在一切手段都电子化了,进书库查书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书库靠窗的走廊还摆放着桌椅,供人查阅抄写。有一套桌椅编号209是当年杨绛先生当研究生时常用的,上面还有她的照片。(据解释,实际上当年杨绛的是202号,但找不到了,这是找到的最接近202号的)。出来时,图书馆已经预备好拿出馆藏的我的著作签名。发现有的还是我的朋友捐给他们的。我允诺他们还没有的,回来后补赠齐全。
 
 
感谢清华图书馆提供了这样一个温馨的下午。朱小苗、茅沅和我也都为张先生的遗作有这样一个安排而感到安心。归来时正值下班高峰,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回家之路照例奇堵,在夕照下慢慢爬行的出租车里打了一个盹,好心情丝毫未受影响。
 
资中筠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资中筠微信公众号“Zi-Zh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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