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肖虎先生的音乐贡献是多方面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对融合中西音乐的探索，以及普及音乐，都有开创性的成就。5月22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了张肖虎先生音乐文献捐赠仪式。捐赠内容包括张肖虎先生留下的许多作品、手稿，以及未整理的原始资料。——资中筠

 

5月22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了张肖虎先生音乐文献捐赠仪式。张先生的独子前几年已作古，唯一健在的后人儿媳朱小苗女士作为捐赠方，清华图书馆馆长邓景康出面接受捐赠。

 

清华方面出席的有：

邓景康，图书馆馆长，教师合唱团团长

赵  洪，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唐  杰，校友总会秘书长

童庆钧，音乐图书馆负责人，教师合唱团副团长

袁  欣，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仪式主持人） 

清华老乐友，张先生未入室弟子，茅沅和我应邀与会，见证了这一时刻。

 

 

此事策划已有一段时候，因朱小苗是耶鲁大学教授，常住美国，委托茅沅代管。双方时间凑在一起不容易，现在约好时间，她专程回国，得以完成，张先生的遗作终于有了安顿之处，以后还可以陆续发挥作用。我们都感到欣慰，了却一桩心事。仪式后，自由座谈，我们回忆张先生的事迹，校方介绍清华的艺术教育与图书馆的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和今后规划，我颇有收获。

 

张肖虎先生的音乐贡献是多方面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以及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对融合中西音乐的探索，以及普及音乐，都有开创性的成就。他的贡献并不亚于现在经常见诸媒体或网络的老一代音乐家，而名声不彰，方今即使在音乐界，年轻师生不见得都知其名，我常为之感到不平。也许这正与他涉及的方面广而杂有关。而且他以育人为主，编写教材，还组织各种活动，等等，要做的事很多，对出版作品，推广演出等等，并不在意。

 

我在天津时通过我的钢琴老师刘金定先生得识张肖虎先生，关于张先生在天津的音乐活动，以及《阳关三叠》钢琴曲的来龙去脉，我已为文介绍，此处不赘。（见：张肖虎《阳关三叠》钢琴谱出版，了却半个多世纪的心愿）茅沅对他了解更多。他在天津的活动，我原来只了解自己直接接触到的，后来才从茅沅处以及其他方面逐步知道更多。例如他曾在耀华学校教过音乐，而我在校时却不知道。

 

综合起来，张先生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如下：他自幼爱好音乐文艺，有天赋，学过不止一种乐器。为谋生考虑，上了清华土木工程系，但是毕业后却一直做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这恰巧与后来的茅沅一样），先在清华任音乐助教，并参加组建军乐队、合唱团，等等。抗战开始，他因需要奉养母亲，回到天津，同时悄悄把部分乐器运到天津租界上，得免落入日寇之手。复员后又运回清华。日占时期那几年，他依托天津租界，开展了多方面的音乐活动。除教钢琴外，在天津工商学院教音乐，组建了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支乐队一直是天津唯一的中国人组成的乐队（我在天津上中学时，就知道有工商学院管弦乐队，却不知道是张先生所创建。）抗战期间，他还写了苏武牧羊交响诗，并与人合作写了《木兰从军》歌剧，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木兰从军的歌词精益求精，曾请在北平的俞平伯先生修改，俞先生也尽心尽力，应其要求一次次修改。可惜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歌剧终于没有上演，但是他组织并指挥合唱团唱木兰从军的歌，我还被召去伴奏过。当时我只觉得非常好听，却不知道这是从歌剧中来的。

 

上世纪40年代末，他重返清华创建音乐室，重组军乐队，并组建了清华管弦乐队，这支全由师生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乐队，水平参差不齐，但也是当时北平唯一的一支管弦乐队。燕京大学有高水平的音乐系，却没有乐队。在他努力下，请了钢琴、提琴、声乐的专业老师来音乐室任教，中外籍都有，学生都是课余自愿来学，没有学分。但是非常踊跃，培养出不少人才。

 

据茅沅说，张先生一个心愿，就是以音乐室为基础，在清华创立正式的音乐系。1949年北平和平易手后，清华重新开学，还没有校长，由叶企孙先生任教务长暂时负责。张先生就拉着茅沅（作为学生代表）去找叶企孙先生情愿，要求他批准成立音乐系。叶先生苦笑说：我只是过渡时期临时代管，没有这个权力，如果我能决定，一天成立一个系都可以。此事遂作罢。

 

后来张先生看清华事无可为，就离开了。以后在北师大、中国音乐学院，对音乐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创作不断。中国少数几个大型舞剧之一《宝莲灯》是比较知名的，尽管近年来较少演出。但是整个舞剧的作曲是张肖虎，大概很少人知道了，连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其工作往往鲜为认知大体如此。他作古以后留下许多作品、手稿，以及未整理的原始资料。朱小苗也不是从事音乐专业的，感到就此淹没十分可惜，所以有捐赠清华之举。

 

在图书馆座谈中得知今日之清华，业余的艺术活动已有相当规模，乐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有特长生）。校领导对人文艺术教育日益重视。有了专门的“艺教部”。音乐、艺术方面开了正式的选修课，不像我们当年只能在音乐室作为课余爱好来学。图书馆专设“特藏部”，“音乐图书馆”正在筹建中。

 

张先生的捐赠也引来其他著名音乐家的家属的捐赠。以清华雄厚的实力，只要有心，办成全国数一数二的音乐资料、图书、档案馆，当是可以期望的。我提出的建议是，希望这些赠品不仅是供人参观的博物馆藏，而是利用方今先进的技术手段，尽量整理成为可以供后人借阅、学习、研究、欣赏的资料，以便音乐家的创作和思想得以传承。以《阳关三叠》为例，我之所以锲而不舍要争取此曲得以正式出版，就是不要让它在自己这样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手里成为绝响，而是进入正式教学、专家演奏的渠道，得以高水平的演奏版本推广、传播。

 

座谈会后，袁欣女士善解人意，得知我对清华老图书馆的感情，陪茅沅和我到旧图书馆走一圈。我当年在校园每天除上课外，就是在三点之间来回奔走：静斋（宿舍）、图书馆、灰楼（琴房）。几十年后旧地重游，风物依旧。阅览室一排排桌椅完全是老样子，不过据说已经是完全按原样新造的。当年我每天一下课就先放一本书在一个固定的位子，算是占位，晚饭后再去。陪同人建议我们再坐在桌旁留影，重温学生梦。

 

 

我印象最深的走路不出声的软木塞地板，早已经不起岁月的磨损，换了大理石砖了。不过进入书库，那磨玻璃的地板还在，仰望二层楼还是玻璃天花板，只是颜色已经暗淡，现在基本上是灰色，有些地方还可依稀看出一点当年的绿色。我在校时，四年级毕业班以写毕业论文为名，就有权进书库，当年自己颇有终于“登堂入室”的自豪感。据说现在学生已不准进书库了，只有教师能凭证入内。想想也是，我在校时全校只有弟子三千，毕业班只有几百人，研究生人数可忽略不计。以现在的在校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无论订出怎样严格的规矩，这小小的书库是绝对招架不住的。何况现在一切手段都电子化了，进书库查书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书库靠窗的走廊还摆放着桌椅，供人查阅抄写。有一套桌椅编号209是当年杨绛先生当研究生时常用的，上面还有她的照片。（据解释，实际上当年杨绛的是202号，但找不到了，这是找到的最接近202号的）。出来时，图书馆已经预备好拿出馆藏的我的著作签名。发现有的还是我的朋友捐给他们的。我允诺他们还没有的，回来后补赠齐全。

 

 

感谢清华图书馆提供了这样一个温馨的下午。朱小苗、茅沅和我也都为张先生的遗作有这样一个安排而感到安心。归来时正值下班高峰，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回家之路照例奇堵，在夕照下慢慢爬行的出租车里打了一个盹，好心情丝毫未受影响。